世界变局与中华文明——写在“后疫情时代”

“后疫情时代”是西方学者对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命名。原本这个时代可以冠以其他更高大上的名号，诸如“元宇宙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太空时代”等等，但谁也没有料到，疫情最终将整个人类的关注点强行聚焦。

“后疫情时代”最大的特点，是各种“变”；引发的最大影响，就是整个世界范围的变化。世界一直在变化，从古代的千年一变，到近代百年一变，而如今因疫情三年一变，乃至于三月一变。从生命个体来说，也许只是亲历了日常生活的变化，或是旁观了如走马灯似的某些社会新闻事件，犹如一只蚂蚁，躲在草坪的某个缝隙里，它不知道整个草坪已被翻起，直到自己被抖落。而当我们观察整个世界，再反观我们自己，才惊觉：历史的剧变，正在我们的时代上演；我们今天的一切，将成为后人口中“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有了这样的眼光，我们关注的就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变化，我们会看整个人类，看整个世界，看我们的文明；我们思考的，不仅仅是我们个体如何应对频繁的变化，还会思考，我们的文明怎么应对世界如此之大的变局。

中华文明是人类古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从最根本层面看，是因为中华文明具备强大的应变智慧。这份融于文明基因中的应变智慧，让中华文明在这几千年来，无论遇到怎样复杂、危困的世界变局，总能智慧地应对，或进或退，或攻或守，或显或隐，总能守住自己的根本，生生不息，传承至今。

当今世界，可以说正处于人类有史以来，变化最为剧烈、复杂、不可测的时刻，所有的国家和民族、所有的个体与组织，都无一例外地直面了正在发生的各种变化，并且这种变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综合态、复杂态，牵一发而动全身。此刻，更需要一种深厚的、沉稳的应变智慧，让中华文明这艘巨舰，平稳地穿越惊涛骇浪和波诡云谲的汹涌暗流。

一、变化是世界的常态

人的天性并不喜欢变化，甚至是恐惧变化的。面对未知而产生的恐惧，深植于人类的基因之中。而变化恰恰是世界的常态，是万物的真相。人类文明出现之前，自然世界以其自身运行规律不停地在变化；人类文明出现之后，不仅自然世界的变化多了人的干预，人类社会也经历了几千年的变化。但人类整体迄今仍未真正地认知“变化”，没有真正地具备应对变化的智慧和能力。变化，尤其是世界变局，依然是需要人类直面和学习的课题。

变化的源头，究竟地说，是无法追溯的，因为环环相扣。一只蝴蝶扇了一下翅膀，经过多个中间环节之后，都有可能引发一场海啸。所以，大部分时候，人类根本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追溯变化的源头，能及时察觉变化、应对变化都属难能可贵了。我们所说的造成世界变局的因素，并非指它的终极根源，而是指起了关键作用，产生关键影响的因素。纵观人类历史，造成世界发生大变局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

第一个因素，是战争。从人类文明诞生开始，战争便如影随形。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争夺生活、生产资源，争夺利益和权力，争夺各种值得与不值得的东西。即便人人富足，也无法避免彼此之间的争斗。战争，像是人类文明的基因一般，伴随着人类从古至今，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发展进程。战争是世界的暴力性重新洗牌，就像是围在一起打牌的一圈人，突然有人掀翻了桌子，只能重新开局。那么，被掀翻的桌子，无论之前上面有什么珍贵的东西，都被打碎一地。这碎了一地的，是人类的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乃至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都曾这样从桌子上被掀翻在地。那满地的碎片，即使熠熠闪光，也终究是碎片，再也无法复原了。这些碎片，极少数被珍藏，更多的是都被扫进了遗忘的历史角落。每一场战争，人类失去的，不仅仅是生命，不仅仅是财富，不仅仅是文化和文明，还失去了一种最珍贵的东西，那就是不掀桌子的能力。掀了一次、两次、三次，直至很多次之后，只会更容易掀桌子，只会掀得更猛烈。彻底扭转这种惯性需要多么大的定力和智慧！

第二个因素，是人类的大型经济活动，或是因经济利益驱动的一些大规模活动。如15世纪至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殖民经济的扩张，还有地缘经济、通货膨胀等等。这些经济活动带来的人口、资本、文化的流动和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世界变局的大方向。

第三个因素，是科技的发展。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类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都以科技为引擎。拥有科技领先地位的国家，往往能够影响世界新格局的形成，以及新时代的诞生。每一个新时代的出现，都必然会摧枯拉朽一般，将旧有的秩序完全摧毁。

第四个因素，是瘟疫。如果说，建设性的力量能够极大地改变世界，那么毁灭性的力量就能更大地、瞬时地改变世界。瘟疫在人类历史上数次显露了它的毁灭性力量。例如，罗马帝国在2世纪至5世纪暴发了三次大瘟疫，直接让帝国走向衰落，欧洲文明重心离开地中海；14世纪，黑死病席卷整个欧洲，让天主教威信受到重度打击，结束了宗教专制的中世纪；20世纪初期，欧美暴发了大流感，这次大流感被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匆匆结束的原因；中国历史上诸多王朝的灭亡，如东汉的灭亡、明朝的灭亡等，同样跟瘟疫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热战争不能达成的，疫情可以达成；经济打击不能达成的，疫情可以达成；政治外交不能达成的，疫情也能达成。

疫情已不仅仅是医学事件，更是政治事件、社会事件，需要直面人心和人性。

面对疫情，首先是要活下来，其次才能谈活得好。要保住生命，医学必然置身于第一线。但在这场因为疫情而引起的社会变化中，医学其实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很多医学领域的工作者，也和大众一样，在疫情面前，感受到了犹如一叶扁舟驶入狂风巨浪的大海的无助与茫然。因为医学面对的不仅仅是细胞、病毒、蛋白等问题，其实更应该面对的是整个生命、整个世界。过去，我们的医学一直关注医学本身，但在“后疫情时代”，医学会受制于政治的变化，受制于社会经济的变化，受制于舆论的变化，它不得不应对这种变化。许多时候，在这些变化面前，医学是非常无力的。单纯地面对不断变异的病毒，已经疲于应付，更何况还要关注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考量国家的政策、方针，考量人群的生活情况（如衣食住行及心理状态）。当然，这些挑战也无疑促使医学领域作全新的思考和改进。

全球性的疫情，考验的是整个人类世界。不同的国家，因其不同的政体、管理体制、经济运行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在疫情的“考试”面前，交出了不同的答卷。我们不能简单地评判孰优孰劣，因为彼此的标准和价值观不一样。但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值得借鉴的东西，可以得到一些正面或反面的启示。比如，疫情中，大家一下子发现，人类社会的阶层裂痕一览无余，许多国家和地区彼此合作乏力，全球治理与领导失灵失序。面对共同的危机时，人类世界并没有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同心戮力，反而还借机掀起了不少惊涛骇浪。一场疫情，令原本很多掩藏的问题公然显露，人类社会的很多方面，并没有经受住疫情的考验。

经济发展的减缓乃至衰退，是全球总体形势。疫情已经持续了三年，远远超出了起初三个月、六个月的预估，造成的损失和各类破坏已无法估量。

疫情严重影响了旅游业、交通业、餐饮业、酒店服务行业、各种实体店、公共娱乐业、教育等行业及从业人员。虽然有人能居家网络办公，但更多的则是被迫停工停产，生活陷入困境。这种冲击甚至波及农村，对农业也产生了重大的消极影响。以上行业和领域所能创造的社会财富严重缩减。典型的便是线下实体店，没有人流量，没有客户，便没有收入。另一种稍好一点的是社会财富重新洗牌。财富没有损失，只是转移了领域和平台。如从线下购物转到网络购物，靠直播经济活动实现社会财富的流通。

同时，社会交往方式也在改变，主要体现为一种伦理形式的变化，同时社群心理和个体心理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因疫情不能返乡或不能与家人在节日团聚的情形，已经成为了普遍的社会现象。这对家庭伦理关系、社群关系都产生了影响，有时还会导致对社会、对他人、对某些群体的负面情绪。这些都增加了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各种成本。疫情引发的诸多生活变革，对生命整体的健康影响非常大。

我们会发现，导致人类疾病和痛苦的，可能不仅仅是疾病本身，更在于各种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很多人茫然失措，这就导致了精神上的巨大恐惧和无助。许多时候，人们并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这种变化中没有应对之策的慌乱和恐惧。这也是疫情对人类的精神力量的一种考验。当我们春风得意地疾驰在文化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大道上时，感受到岁月静好是件很容易的事，保持积极心态，充满信心地立志要复兴中华文明也是很容易的事。而疫情来临，几乎一切天翻地覆，岁月不再静好，精神也不再振作，对前景的信心和认知，是否还能一如既往地保持？这才是最大的考验和挑战。“后疫情时代”，很多人的认知都发生了改变。有的人受到了暴击，充满了无力感，甚至质疑自己所做的工作和研究，到底有没有价值和意义；有的人却检验出了真理，调整了方向，对未来的目标更加明确和笃定。

对变化的不同应对，使我们不仅看到了个体与个体的区别，也看到了国家与国家的区别，更看到了文化与文化的区别。应对变化，不仅仅是某个生命个体的问题，也不是某个群体、某个地区的问题，它是整个时代的问题，也是整个人类的问题。

（1）世界局势变化越加频繁。原因在于：以往引发世界格局变化的因素，同一时间内单个出现，或者是战争，或者是经济扩张，或者是瘟疫，其影响有所滞后；而现在是同一时间多个因素一齐出现，如疫情和战争并起，经济冲突和政治冲突并起，科技发展和经济扩张并进，等等。

（2）世界局势的变化有不可控的倾向，不确定性大大增强。原因在于：并不存在一种绝对压倒性的力量或全球组织，能够有效引导各种变量，也不足以避免、阻拦某些冲突的发生和恶化，某些大国不能，联合国也不能。全球也还没有形成某种共识和底线，不足以阻拦“极端、疯狂”倾向。

单单就疫情而言，整个人类世界也并没有感受到多少可控性。机构或组织的权威受到挑战，没有人真正知道它从何而来、去往何处，终将结束于何时，甚至无法期待它会在某个时间点结束。本应拥有专业话语权的医学科研领域，在疫情面前也是数次调转风向，难以自圆其说。当然，这并不是医学领域的全责。整个世界的变化给医学项目的探究，带来一些非医学的因素，会给医学造成巨大的牵制和影响。所以，当医学工作者在研究病毒的时候，就很容易忽略世界的巨大变化；但世界变局却不会忽略医学研究，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脱离整个世界局势而单独发声、单独行事。

（3）世界局势的变化日益复杂化，相关因素和不确定变量增加。原因在于：在全球联系紧密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地区，任何一个行业、领域内发生变化，都会波及其他国家、其他领域。例如，俄乌冲突必然引发欧洲的能源危机，也必然引发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粮食危机。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又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终全球都会受到影响。

世界是一张网，这次的疫情让每一个人都切身体会到了这张网上的每一根丝线的振动。如果它是区域性的，只发生在地球上的某个地区，人类或许并不会产生全球同此凉热的感受。但疫情的全球覆盖性，给所有的人上了一堂深刻的课。无论是谁，无论什么领域，也许都不得不正面这种巨大的变化，从而学会看到世界的整体，看到人类的整体。

医学和人文领域更应该重视这种变化，将整体变化作为重点来研究，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生活在一个关系链中。我们可以研究一条小鱼，研究小鱼的蛋白质，研究小鱼的细胞，但是我们更要研究整个大海，因为这时候大海已经变了。大海不再像过去那么纯净，而被人倒入了核废料，有了放射性，有了各种污染，那么，生活在其中小鱼的生命必然会受到影响。所以，大变革来临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这需要我们思考。

二、中华文明的应变之道

对于文明而言，湮灭有其湮灭的理由，存续有其存续的理由。中华文明历经人类历史上的无数变迁，存续至今并仍生机勃勃，原因在于其能够很好地应对变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正是变化。中华文明深谙变化之道。阴阳、五行理论，正是以变化阐释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生命的变化，以及社会发展兴衰的变化，天地、自然、人事，无所不包，皆在变化之中。

如《易经》，其核心就在“易”：所谓变易、简易、不易。易即变化，变易是承认一切都在变化；简易是抓住了变化的规律，它很简单；不易是变化背后还有不变的东西，那就是要守住的大道准则。可知，世间万物从无固定永恒，变化是其真理。《易经》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经典，研究的核心就是万物的变化。当其他文明还在努力面对变化时，中华文明已经在研究变化的规律，并由此预测变化，乃至主动创造、引导变化。中华文明的这一思维特征，决定了我们不会恐惧变化，不会排斥变化，只会视之为寻常，并用智慧去驾驭变化。

又如中国传统医学。以《黄帝内经》为例，这又是一部“变化”的经典，关于生命的变化经典，背后充满了哲学思维和生命智慧。人与天时、人与地理、人与自身（性与命），种种错综复杂的变化，交织成为一个整体的生命。这个生命体不单单指人自己的生命体，而是将他所处的环境、他的生命过程与他结合，共同视作一个大的生命体。这样的视角和视野，是令人惊叹的。很多人觉得中医不科学、不标准化，其实，生命体的本质也是一种变化，它不可能标准化。因为时间在变，地点在变，人心在变，细胞在变，一切都在变，千人千样，同一人不同的时候也会千变万化。所以，不是传统医学不科学，而是人的思维方式不科学，还没有真正认知到变化的真相。

中华文明强调变，一直也在研究变，这是一种智慧。比如，阴阳学中的此消彼长、循环往复，五行学说中的相生相克，都体现了事物彼此之间时刻不停的关系变化。而传统医学也总是注重时间的变化、空间的变化、对象的变化，甚至心理的变化，这种对变化的敏锐把握，其实是中华文明中的精髓。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面对变化时，从不盲目对抗，而是顺势而为。先顺应变化，再达成有为。这个过程一般经过五个步骤：

首先，全然接受变化。也就是说，当变化来临时，调整自己的心态，接受既成事实。当我们全然接受这种变化的时候，就不会再有那种无措感和恐惧感。

其次，深入地了解变化。没有了解就没有发言权，也没有行动的指导和依据。保持理性，保持冷静和客观，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去了解变化，对其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至少不会人云亦云，不会盲目从众。

第三，慢慢改变自身来适应这种变化。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智慧，也是老子等诸多智者所提倡的智慧，即像水一样，能够顺应地势、地形，顺应容器，顺应温度，顺应不同的使用目的，改变自身的形态，而依然是水。

第四，在变化中寻找机会和着力点。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变化中既有挑战和考验，当然也蕴藏了新的契机。变化也许结束了某些旧事物，但一定也同时开启了新事物。所以，顺应变化并不是躺平，更不是摆烂，听天由命。而是在顺应中寻找变化带来的新的生长点。

第五，掌握主动权，扭转或创造局势，超越变化。这其实是一种很深邃的智慧。“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中华文明给我们的智慧锦囊，无论是面对个体生命中的变化，还是整个世界大局势的变化，道理是相通的，应对的变法和原则也是相通的。

中华文明的应变之道，一面是变，还有一面是不变。有变有守，才是完整的应变之道。变的是跟世界的关系；不变的是它的精神和本体。这种不变的东西，我们称之为道。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不变的，其实是一种本体性的东西，它也就是《易经》中的“不易”，也是《道德经》中的“道”，是世界万物发展变化规律背后的力量。这是不变的。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中重大的支点，有了这个支点，中华文明就永远不会倒下，永远和一种本体性的强大力量相连结。

《荀子》说：“千举万变，其道一也。”应对世界局势剧变的道，蕴藏在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中，它可以成为一种普世价值观，成为不受国别、种族限制的共同准则和向往。关于这一点，我曾写过一首偈子，将中华文明的本体性的精髓，提炼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

世界大同，文化共荣。天人合一，和谐共存。

道行天下，敬天爱人。生命同体，和平共赢。

这三十二个字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中不变的本体精神，以及和世界文明接轨之后的一种价值导向。

我们说顺应世界变局、把握世界变局，既不是随大流，随顺人类的欲望和执迷，眼睁睁看着世界局势朝向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也不是拒绝变化，让世界一成不变，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做的是让世界、让人类整体敢于面对变化，敢于对变化负起自己该负的责任。世界变局，包括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不是某个人、某个组织单方面决定的，即便看上去如此，也是因为背后有人类集体的推动力量，而这种力量往往是盲目的，是容易被利用的。世界上没有明确价值观、或者有导向错误和悲剧的价值观的人，比比皆是。世界变局就是在众人——不管他是醒着的还是睡着的，不管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变化负有责任——的共力下发生的。

我们研究变化，其实也是在唤醒自己，唤醒自己的责任。面对疫情时，我们负有对自己的身体、生命的责任，也负有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能够勇于负起责任的人，不仅能渡过“后疫情时代”的难关，不会给他人和社会产出负能量，还能够利益他人和社会，同时也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为什么中华文明不排斥、不惧怕变化？因为我们知道，变化中同时也蕴藏了机遇。如果一切都固定不变，那我们永远无法变得更新、更好、更强大。所以，中华文明的应对变化之道中，除了有善于处理变与不变的智慧，还有借助变化，实现自我发展的智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华文明复兴之“势”，它是一个整体，由道、德、法、术、势五个层面构成。

道：大道本体。与天地自然和谐，与人心向善向美一致，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诉求。道是中华文明本体的东西。它是一种至高的存在，也是中华文明的根，中华文明的一切都从道体上生发出来。道并不涉及有神论与无神论，也许有人会将它类比为西方文化中的上帝，因为其造物主的功能；又有人认为道很像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但其实道不等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作为一种真理性的存在，我们不必以我们的理解局限、界定道。

有人采访杨振宁时问，“你信不信上帝？”杨振宁说，“你问的是人格化的上帝，还是造物主？如果是造物主的话，我信”。因为那么精密的宇宙世界，是绝不可能偶然生成的。比如，我们把一堆蛋白质、一堆微量元素、一堆细胞放在一起，让它们偶然地生出一个眼睛，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生命中那种精密性、微妙性的东西，你让它偶然生出来，是不可能的。那么，偶然的背后肯定有一种程序性的东西。中华民族将这个程序称为道。一切都是从道体中生发出来，这也类似于佛教里说的“一空万有”“无中生有”，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观点。

德：合乎大道的行为，产生对外感召力、对内凝聚力的行为。道体生发于外，就叫德，就是说，大道跟世界的关系中，呈现出的一种现象，这就是德。对外感召力、对内凝聚力都源于这个德。对于个体生命而言，一个人体悟大道之后，他用自己的行为来呈现道的智慧、道的力量，这就是德；对于一个国家、一种文明而言，它的行为也在彰显自己所信奉的文化、所承载的道。面对世界变局，中华文明发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声音，做出同舟共济的行为，这就是德。

法：行为的准则和规则，就是能够让中华文明和传统优秀文化走向世界的方法体系。中华民族有法，但后来我们发现，西方有更为精密化的行为准则，这也属于法的范畴。法就是一种规则，就是一种秩序，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身建立和谐的某种规则，都称之为法。

术：具体实施的策略、方法和手段。能够与世界对话，能够打破壁垒和隔阂，消除容易引起误解的沟通方式，运用正确的文化输出方式。比如中国传统医学，在人类面临着共同的生命健康挑战时，中医其实就有了发挥术的机会。虽然中医哲学和理论是道的层面，但能够迅速让世界接受并认可，首先是通过术，术有成效，就是说服力。中华文明具有深厚的内涵，在对外传播文化时，却也容易让人难以得其要领，觉得不好接近，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文化运用术，在术的层面先打开局面，渐渐地再深入道的层面。

势：文化影响力，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和文化形象，世界接受度和认可度。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实话说，目前还无法与它的历史久远程度相匹配，也与中国想要在世界上担当的责任和角色不匹配。我们也有很多文化人物、文化经典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为人所知，如老子和《道德经》、孔子和《论语》，都很有世界知名度，甚至影响了西方的某些思想家和心理学家及其学术研究。但对于更基层的广泛的民众来说，中华文明依然显得很陌生，有着巨大的文化隔阂。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那就是中华文明的势，还没有形成规模。没有势，就没有话语权；没有势，就会显出一种无力感。

“后疫情时代”，我们对于这种无力感，已经很熟悉了。在变化多端的疫情形势和病毒面前，我们发现医学的势是无力的。我们看到不少在海外国家和地区，抗击疫情的政策并非基于疫情或病毒本身，而是受控于资本或是政治等因素，医学反而成为了附庸。因为医学本身没有势，没有建立起自身专业性的自信力，对于生命本身，没有整体上的把握；对于外界整体局势的变化，也没有相应的了解和把握。所以，才会出现医学界的专家变脸太快，又难以自圆其说的现象。这种现象国内外都有，普遍存在。由小观大，从一个领域能观察到整个文化和文明；由一个地区能观察到整个人类世界。人类在共同的危机面前，暴露出的其实是人类整体的短板，是我们对生命的认知欠缺，对人类优秀文明的厚度和力量所知甚少。

生命体的基本特征就是活性，这种活性使其能够生存、繁衍、发展、变化，并且能够应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当这些功能都很强大时，生命体就会强大。我们很容易认可动物、植物、菌类、甚至细菌和病毒是生命体，但我们很少想到，一个生态环境是一个生命体，一个星球是个生命体，一种文明，甚至一个宇宙也是一个生命体。如果我们大胆地这样设想，就会豁然开朗，原来换了一个看待它们的视角，一切都将不同以往，甚至很多原本无解的问题，也会洞开一个希望的缝隙，让光亮照进来。

生命体是不断变化的，中华文明早已给了我们这样的信息提示。但凡学习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和思想理论的人，都会注意到，不管是何种文化派别、何种领域，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关注变化、研究变化。我们依然以与疫情直接相关的医学为例。中国传统医学研究的是生命，而不仅仅是肉体。我们现代人习惯于说肉体的某部分出了问题，这是西方医学的思维习惯；而传统医学则说阴阳五行不调，或是虚实、寒热不平衡，或是情志不顺，等等，看到的是生命整体，并且是内外关联、有机协同的整体，而不是僵化的局部和纯粹的微观世界。这种根本上的不同，才是中西方思维在医学上的分歧所在。

这些年，出现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总是有人拿西方的科学这个词来评判中医，这其实是不公平的。我们要知道，科学就是一个不断自我证伪的过程，一部科学发展史，就是后面的科学总在推翻前面的结论的历史。科学只有几百年的历史，而且可以肯定，现在的很多东西也将会被后面的推翻。更何况，科学并不等于科技，现在用来套中医的标准，大多是科技层面的东西，还算不上科学。科学注重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用实践结果来验证理论假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反而有过硬的实践效果。

我经常看到中医和西医之间争论，西医倾向于标准化，中医则倾向于非标准化，即辨证施治。当你面对一个生命的个体，生命在变化，时间在变化，空间在变化，标准如果不变化，在西医看来是可以的；但是在中医看来是不对的。标准化虽有其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性，但标准化不足以应对变化，更无法满足个体生命多样性的需求。我们不能以现在科学的标签去评价中医。中西和西医，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对话，但是不可能融合，因为两种思维不一样。其实，相比融合，中西医之间更多的是两者相互启发，从而产生一种彼此借鉴和促进的效用。

个体生命与文明的关系，也有这样的特性。人是文明的创造者、传承者，是文化的载体，有人才有文明，我们关注人、关注生命，正体现了对文明发展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勉强地作比喻，人在文明中，犹如小鱼在大海中，研究小鱼难道能隔开大海吗？拯救小鱼能不管大海吗？当海中充满了放射物、化学污染物，我们即便把小鱼的每个细胞都研究透，又有多少拯救意义？我们给小鱼换个器官，又有多少拯救意义？

现代人越来越追求生命的各个维度的拓展，所以有人研究如何使人长寿，有人研究如何使人方便无虞地更换器官甚至使用机械器官，有人研究如何提取人的意识达成另一种永生，各种各样的大胆设想，表达着人类生命体对健康的渴望、对永生的渴望。这些我们都能理解，并且很多人都报以热望，希望科技能够实现人类所有的梦想甚至妄想。但我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我们真的了解生命吗？我们对人类这个生命体的了解，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如果一个疫情就把世界折腾得七零八落、满目萧条，就让人类陷入了集体无助与恐慌，我们还有什么自信对生命体做这样那样的改造？难道我们不担心自己会误入歧途吗？

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体，面对病毒时，也有自己的应变之道。首先，从人体本身来讲，能够应对外界各种变化的，只有人体自身的正气。中医讲“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即人体本有的抗病能力，西医称之为免疫能力。所有的生命体，只要还存活在世界上的，没有任何一个是在保护罩里生存的，都是经历了长时间的应激和自我进化的过程。人体也是一样，不断地遭遇病毒，不断地适应病毒，产生抵御能力。这是作为生命体的本有能力，要想活下去，必须如此。因此，中华传统医学在治疗疾病或抗击病毒时，有一种独到的思维，即激活、增强人体自身的生命组织能力，靠自己去战胜疾病或病毒。即使用药，即使治疗，药物和治疗方法，都是一种辅助和引导，并不是生命体的依赖。中华传统医学，是真正地了解人类生命体的医学。

在“后疫情时代”，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现象，疫情中的很多重症、死亡，并不直接源于疫情，而是源于其他人文因素，如恐惧、抑郁、绝望等等。对疾病、疫情的错误认知和恐慌，比疾病和疫情本身更加具有毁灭性。这时候，我就想到人的痛苦。因为我接触过很多的医学专家、医学界的朋友。在面临疾病威胁的时候，或者患病之后，他们巨大的痛苦不是来自于疾病，而是来自于对疾病的恐惧。换句话说，不是疾病导致了他们的痛苦，而是那种抑郁的、绝望的东西，甚至一种错误的认知，导致了对死亡巨大的恐惧。这种负面的心理状态，导致了错误的应对措施，最终造成了对生命的伤害和摧毁。这是很令人痛心的。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并不在科技那里，我们还是要回到人的生命本身，回到文明中。

文明也是一个生命体，只有自身正气足、活性高，有正确的认知力，有高度应变智慧，才有强大的生命力，能经受得住外界的各种挑战，能顺利进行内部的自我调节。这样的文明才能活下来，才能造福人类整体。由此，我们可以充分相信，中华文明正是这样一个强大的生命体，它有高度的自我检查能力和内部协调能力，面对各种变化的挑战时，能够积极做出适当的反应，并且不拒绝外部“用药”，不拒绝良性的激活和启发力量，将一切变化为我所用。

对生命有真正了解和认知的医学，才能够保护生命体的健康；对人类世界、对人类整体有真正认知的文明，才能让人类整个生命体健康地存活下去。当我们看到全世界都面临着越发严峻的生存态势时，就应该明白，没有任何一条“小鱼”能置身事外，这是人类整体的“疫情”、整体的生存考验，改变我们的“大海”才能真正拯救我们。改变“大海”，就是净化我们的文明环境，抛弃让人类产生贪欲和争斗的文明糟粕，用合乎大道的文明，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来重启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