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运动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四个不同维度

2021年12月24日
本文作者:
 
胡彬彬,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灿,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正文5562字,读完约需15分钟。

 

导语: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认识农村问题的新维度、解决农村问题的新高度。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四年以来,理论界一直缺乏有效的阐释,导致社会上还存在一些认知观念上的偏颇,经常将乡村振兴战略与100年前的乡村建设运动相提并论。回顾历史,从理论上对二者之间的不同进行正本清源,非常必要。

 

中国文明的基础是农业文明,中国农业人口庞大。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目前中国约有3亿人长期专门从事农业生产;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约有6亿人长期居住在农村;从户籍制度看,大约有9亿人属于农业户口。

 

“三农”问题始终是党中央关心的重要问题。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已经四年多,农村的许多方面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观,“三农”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过,由于理论研究上的相对缺失,社会上还存在一些认知观念上的偏颇。比如,将乡村振兴战略与100年前的乡村建设运动相提并论,甚至错误地将乡村振兴战略当作乡村建设运动。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业人口比重大,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90%,农业生产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60%以上。由于社会动荡,广大农村成为各方势力侵扰掠夺的主要对象。更加严峻的是,当时的世界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刚刚被卷入世界市场的中国主要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整个农村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如何救济农村、改造农村,成为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卢作孚等当时著名知识分子所思考的主要问题,最终汇聚成一股浩浩荡荡的“乡村建设运动”。尽管这些知识分子与团体的主张各有差异,但都以关心乡村为出发点,以救济乡村为最终归宿。他们认为,救济乡村就是拯救国家。

 

客观来说,乡村建设运动在历史上对农村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过,与当前的乡村振兴战略相比,二者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乡村振兴战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认识农村问题的新维度、解决农村问题的新高度。回顾历史,从理论上对二者之间的不同进行正本清源,提高我们的认识,非常有必要。

 

 

第一,乡村建设是知识分子的自发运动,乡村振兴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战略思想践行。

 

乡村建设运动起初由少数知识分子在定县、无锡、邹平等地发起,随着影响的扩大,国民党中央开始正视乡村建设运动,不仅邀请乡建领袖讲授经验,也釆取派遣专员方式进行实地考察。国民党中央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有益于地方自治的推进,因而希望将之收为己用,达到控制乡村社会的目的。1932年起,国民政府内政部拟在各省设立一个“县政建设研究机构”和“县政建设实验区”,试图以县为单位对乡村社会进行整体改造。不过,“弱势独裁”的国民党的政令难以通达。地方政府或“不解其意”,或有意抵制,常常不予积极配合。支持乡村建设运动的整个群体通过组织者的个人威信与情感号召增强凝聚力,难以形成严密的正式组织结构与运作程序。成员之间的互动和群体规范的形成,更多是基于对农村问题的相似认识、事业上的互相需要以及精神上的共同情感。所以今天我们谈到乡村建设运动就不可避免地要把它与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卢作孚这些名字联系到一起。概而言之,乡村建设运动是一些关心国家命运的爱国知识精英自觉自发的行动,带有浓厚的主观理想色彩。

 

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略,是党在“三农”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创新,是针对城乡关系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趋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以乡村振兴战略统领未来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农村发展,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要求。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从国家层面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行保驾护航。2018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2021年2月21日,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发布;4天后,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

 

 

3月份,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4月底,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乡村振兴促进法》。2021年5月18日,司法部印发《“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活动方案》。12月,由农业农村部、国家发改委牵头,会同中央和国务院32个部门编制的《“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已经审议通过。这一规划立足新起点,着眼新阶段,统筹“两个大局”,系统部署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要求的具体安排。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顺应亿万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战略思想践行。当前,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密集出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稳步、高效地推进,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因此,旧中国的乡村建设,是一些知识精英个人的自发运动;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振兴,则是一项全面推行的国家战略。

 

 

第二,乡村建设是乡村的局部建设与部分乡村的建设,乡村振兴是乡村的全面振兴与全部乡村的振兴。

 

在主导乡村建设运动的知识分子看来,当时的乡村并非某一方面出了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都出现了问题。乡村建设,也不能仅仅寄托于某一种技术的改进,必须全面推进。因此,他们进行社会调查,推进乡村教育,复兴农业经济,推广医疗卫生等,希望以此获得整套的复兴农村方案,进而全面解决农村问题。

 

在经济建设方面,除了改良和推广农业技术,还通过建立蚕业合作社、林业合作社、机织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现代经济组织的方式,来推动农业的振兴与发展。同时构建系统的保健制度,推行卫生教育,将现代医药卫生事业普及农村社会。由于乡村问题十分复杂,组织者在理论方法与技术能力等方面也有差异,各个乡建设实验区的重点也有不同,比如在一些匪患严重的地方,就提倡以农民自卫为切入点,以此实现自治与自富。

 

各地的乡村建设运动虽迅猛发展,但经费常常需要多方筹措。乡村建设所需的人才基础更是非常薄弱,主要依赖宣传呼吁等方式动员。再加上国难日深,乡村建设所取得的实际效果与知识分子最初的理想相去甚远。就全国范围来看,当时虽然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有600多个团体和机构,先后设立的实验区有1000多处,但涵盖的地域主要在河北、山东、四川、重庆、江苏、湖南等部分省区。

 

而如今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的乡村振兴,致力于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主体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维护农民根本利益;并通过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激发农村发展活力,进一步推动城乡要素有序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全面”是理解与实施乡村振兴这一重大战略部署的关键所在,乡村振兴无论是在内容深度还是在区域广度上都体现出了“全面性”。在振兴内容上,乡村振兴包括了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着眼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要,全面提升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水平,以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在振兴区域上,乡村振兴战略包括了发达地区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农村、富裕农村与贫困农村、东部地区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农村,将全部区域的乡村纳入实施范围内;战略中提到的“分类推进乡村发展”的方法顺应乡村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根据不同乡村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按照集聚提升、融入城镇、特色保护、搬迁撤并的思路,分类推进乡村振兴,将多种类型的乡村纳入实施过程中,从而保证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任何一个地域、任何一种类型的乡村都不掉队。乡村振兴战略既是乡村的全面振兴,也是全部乡村的振兴,在其覆盖广度与内容深度上要远远胜于乡村建设运动。

 

 

第三,乡村建设运动强调乡村教育普及,乡村振兴战略关注乡村文化振兴。

 

各地的乡村建设运动大多将乡村教育列为重要内容,甚至视为乡村建设的基石。许多团体机构及实验区将推进乡村教育列为重要内容,致力于提高农民的认识水平,为其他建设事业的幵展创造环境。晏阳初就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因此应通过办平民学校先教农民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农业技术改良、医疗保健、合作社等现代科学技术与经济组织要在农村、农民之间建立起来并传播,需要先对农民进行教育,使其能够接受与掌握。要动员民众自发参与乡村建设运动,也必须通过教育的手段引发农民积极向上的精神,构建农村新秩序,进而实现乡村社会的重建。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振兴战略总体部署之中,文化振兴既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和方法,也是乡村振兴的基本目标之一。在城市化进程中,中国乡村正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基础,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文理想最具基础性和根本性的文化依托,是我国传统社会乃至现代社会品质、正统文化及政治精神的基本载体和驱动力。正是基于此,乡村振兴中的文化振兴才尤为重要。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强调,要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繁荣乡村文化,培育文明乡风,对于推动乡村振兴意义重大。文件指出,要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结合起来,赋予中华农耕文明新的时代内涵。《乡村振兴促进法》从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打造文明乡村、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和传承农耕文化等方面对文化振兴进行了具体规定。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基与灵魂,贯穿于乡村振兴的各领域与全过程,在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长久以来,乡村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繁衍发展的精神依托和智慧结晶,不仅保留着民族的文化记忆,而且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吐故纳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

 

 

第四,乡村建设运动的目的在于为内忧外患的旧中国找到一条独立富强的道路,乡村振兴的终极目的在于让亿万农民实现共同富裕。

 

乡村建设运动是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中产生的,知识分子以实现农村近代化为目的,在不改变社会现存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开展的乡村建设事业。进行乡村建设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农村问题,最终找到解决整个中国问题的出路,即“救中国先救农村”,是一种改造社会的根本运动。具体操作上,是试图在一个地区的乡村开始实验,取得显著成效之后,总结出一套适切有效的方案,再推行到其他农村。乡村建设运动没有系统化的指导理论,稍为成型的理论仅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但其适用范围也相当有限。

 

中国共产党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认识是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开始探索适合国情的革命道路,逐步将革命的中心从城市转向农村,致力于建设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和领导广大农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为正确认识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情况以适应革命战略的转变,共产党人及其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将农村各种问题纳入研究范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不断推进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党中央始终将解决“三农”问题当作重中之重。从1982年1月1日党中央发布《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开始,连续23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也因此成为中央重视农村问题的专有名词。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即开始探索农村问题,至今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经验。现时期,我国的农业生产方式仍旧较落后,农业产业化体系仍旧不健全,农民收入增长动力仍旧不足,而老龄化、空心化、环境污染等乡村新问题又不断出现。为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总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与乡村建设运动背景及目的不同,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基于实践经验与认识经验提出的战略思想,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要牢牢把握“人民”这个关键词,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乡村振兴的终极目的正是在于让亿万农民实现共同富裕。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吴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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