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落实《巴黎协定》温控目标的政治决策，标志着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开始从科学认知上升到政治共识。碳中和的本质是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由资源依赖，尤其是化石能源依赖向技术依赖转型，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能源系统的转型和生活方式的转型，其目的是推动全球低排放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全球发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地球家园”理念，强调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关于我国发展方式问题，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为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指明了方向；关于能源安全与转型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明确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战略思想，并在此后多次强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向全球做出重要政治宣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十九届五中全会对碳达峰、碳中和的任务做出了明确部署，尤其是增加了“2035年二氧化碳排放实现稳中有降”这一关键时间节点要求。此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改委会议[1]、中财委[2]会议均强调“双碳”工作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相应的工作要求。从目前出台的政策要求来看，2030年碳达峰、2035年稳中有降和2060年碳中和是中国碳中和政策体系的时间主线，也是关键的目标节点。
联合国早在80年代末就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为全球经济社会转型制定了“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三大原则，但在2015年联大通过《巴黎协定》后，国际社会才真正就全球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发展方向达成共识。从我国情况看，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确立了绿色转型路径。2018年第一届生态文明大会正式提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其四大核心理念[3]为我国实现绿色可持续转型提供了基本遵循。
科技创新是支撑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近50年来，随着智慧能源、智慧交通、环境污染控制、氢冶金、碳循环等一批绿色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GDP增长开始与能源消费和碳排放脱钩。同时，也诞生了一批以为客户创造绿色价值、体现社会责任为发展战略的大型企业。在此过程中，金融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金融支持不仅成就了美国特斯拉，还成就了中国风电、光伏等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可再生能源企业。
“双碳”是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实践与创新，它需要思想、科技、企业等支撑。全球碳中和的目标是一致的，实现路径就是先达峰、再稳中有降，然后实现快速下降，最后实现碳中和。这需要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体系实现净零排放，整个过程异常复杂多变，且存在两大不确定性。
一是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目前，虽然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为代表的科学家群体普遍认为气候变化的主因是人类工业化进程中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但是，仍有以全球大学校长联盟等为代表的科学家群体认为气候变化没有超出自然变化的尺度[4]。
二是政治决策上的不确定性。从全球范围来看，虽然以中国、欧盟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一直在为落实《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文件要求而不懈努力，但是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已先后退出上述两份协议，主要原因是美国不愿意接受对新兴排放大国没有排放量约束的国际协议。虽然拜登政府宣布重返《巴黎协定》，但美国会因此对新兴大国做出何种要求，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双碳”是一场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变革，既是时代进步的要求，也是创新发展的竞争。目前，虽然还面临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但对于中国来讲，发展转型带来的机遇大于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发挥制度优势，用4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250年的工业化路程。现在，我们更要有信心用30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50年到70年的碳中和历程，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本世纪中叶成为真正的现代化国家。
做好“双碳”工作要统筹协调达峰、稳中有降与碳中和三个关键时间节点之间的关系，按照先易后难的顺序分步落实、分门别类制定碳中和路线图。
一是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要深刻理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要尊重规律，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科学把握工作节奏；要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
二是要认真分析碳排放来源，确定工作重点。从直接排放源来看，能源活动贡献了我国碳排放总量的90%，其中煤炭约占80%，石油约占15%，天然气约占5%；工业活动贡献了我国碳排放总量的10%，其中水泥生产约占90%。从终端消费排放源来看，发电供热及工业品生产各贡献了我国碳排放的40%，交通和建筑各贡献了8%。从地区排放源来看，我国发达地区碳排放量约占全国40%，中等地区约占35%，欠发达地区约占25%。
三是要统筹落实碳达峰短期目标和碳中和长期目标。对于实现碳达峰短期目标，首先，要安排好行业达峰顺序，工业领域要率先达峰，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要率先达峰，建筑、交通行业可在2030年左右达峰，个别行业可在2035年以后达峰；其次，要有序推动能源转型发展，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总量，推动煤炭、石油行业尽早达峰，加快电力转型，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一代电力系统；再次，要分类施策，推动地方逐步达峰，中东部地区率先达峰，为西部及落后地区发展留出空间，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提前达峰，允许落后地区2030年以后达峰。
对于实现碳中和长期目标，要做到四个统筹[5]，以电力转型为核心，分门别类制定碳中和行业政策和路线图。电力能源方面，要以非化石能源逐步取代化石能源发电，难以替代的要采用碳捕捉技术减少排放；工业用能方面，要尽可能用电力替代，冶金等难以替代的，则考虑氢冶金工艺改造；交通用能方面，尽可能利用电力取代燃油车辆，难以替代的采用氢或氢合成燃料；建筑方面，采用电加地源热泵和地热技术；材料循环利用方面，尽可能实现材料的循环利用，从而实现发展与资源脱钩。
四是要加强国际合作。“双碳”是中国融入世界、中华民族与全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必由之路，是一场更加彻底和广泛的改革开放，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今天的“双碳”如同100年前和40年前的两次重大抉择一样，也是一项关键抉择，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大关键命题，这是中国不断融入世界，进而引领世界的开始。
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开市。至今，已经完成了3个月的交易，市场单日交易量已由开市初的410万吨下降到目前的7.7万吨，成交额由21023万元下降到目前的350万元，市场明显萎缩。这一现象主要是市场流动性不足所导致的。当前针对发电企业的配额分配原则为全部免费分配，并采用基准法核算控排企业配额，所以影响企业配额盈亏的是碳排放基准值。但根据现行数据计算口径，大部分电厂的排放强度低于基准值，排放配额相对宽松。在目前配额整体宽松且配额免费获得的情况下，价格必然维持在低位。同时，在碳价上涨预期和富余配额可以计入下一年度的共同影响下，企业倾向“储存”富余配额，限制了配额富余进入市场，这就造成了我国目前碳价在维持一定水平的同时，极度缺乏流动性的现状。
为保障全国碳交易真正发挥限碳降碳的机制作用，一是要辩证看待碳市场的阶段性发展规律。在当前国家不断降低能源电力成本为企业减负的大环境下，通过碳交易向企业侧疏导碳价的空间有限，这就决定了我国碳市场目前只能处于初级阶段，完善市场机制任重道远。
二是要完善碳市场监管和碳排放核查手段。目前，碳排放数据的监测和监管边界模糊，数据偏差现象普遍存在，企业碳排放报告数据质量亟待提高。根据政策要求，企业采用燃煤含碳量实测值作为自身碳排放量测算基准值，但相关数据受燃煤品质、碳氧化率数值、燃煤湿度等因素影响较大，企业一方面难以保证燃煤含碳量准确性，另一方面为了减低碳成本，有冲动在测算环节人为操纵以获得较低的碳排放数据。我国碳市场要发挥作用，监管部门需要尽快完善碳排放数据核算、报告与核查的相关技术规范，减少数据误差和数据操纵空间。
三是金融机构应谨慎参与碳市场交易。现阶段，我国碳市场总体尚处于初期阶段，规模较小，监管力量不足，我国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业应谨慎参与碳市场金融活动。建议银行机构保持对我国碳市场关注，待碳资产公司、金融机构、个人投资者有序进入碳市场，市场资金规模扩大和市场活跃度提升，监管力量到位后择机参与碳市场金融活动。
近期，我国出现了电力供应短缺的现象，主要是能源供应链短期需求与长期转型的压力相互叠加，工业生产缺乏周期弹性，放大了能源供需矛盾所致。能源供应链短期需求方面的压力主要与疫情下全球工业制成品供应链进一步向我国集中有关，而长期转型变革的压力则主要与“双碳”目标实施初期，中央和地方在认知与行动上不相一致有关。
应多措并举尽快缓解电力供应短缺问题。随着冬季到来，我国供暖保障需求将会上升。由于我国动力煤资源和发电总产能并不短缺，因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通过金融补贴、适当调整电力价格、释放动力煤战略库存，以及增加蒙古、俄罗斯、印尼外采煤炭等措施解决电力供应短缺的问题；同时，建议国内企业将电力短缺事件视为一次完善能源供应链和制成品产业链的压力测试，从中收集重要数据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针对上游能源供给和下游物流运输的数字化管理框架，并以此为目标，统筹规划好下一步相关投资的重点领域与规模。
长期来看，我国应构建工业生产周期弹性，将工业生产周期性用电需求与电力供求周期性差异相匹配，在高耗能工业生产——如电解铝等行业开展弹性生产，在春秋季用电低谷期放开生产，冬夏季用电高峰期则收缩产能，优先保障医疗、教育、交通、供暖等基础社会活动用电。
（一）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认识推动“双碳”工作的重大意义。“双碳”目标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部署。从国内看，实现“双碳”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从国际看，实现“双碳”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金融机构必须统一认识，坚定信心，深入理解“双碳”目标的重大意义和深刻内涵，坚持不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助力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低碳研发等，全力服务好我国绿色发展大局。
（二）把握核心任务，进一步明确“双碳”工作的重点领域。总的来看，“双碳”目标核心任务主要包括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实施重点行业领域减污降碳行动，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提升生态碳汇能力，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等内容。
（三）厚植发展动力，大力支持企业进行绿色低碳技术创新。面对新形势，“双碳”目标下的发展转型需要不断创新来解决问题。社会需要新的技术、新的企业以及新的产品来降低“绿色溢价”，同时还需要制度、机制创新来适应“绿色溢价”。具体来看，在生产侧，建议大力支持制造业电气化升级改造，提高制造业电气化率；通过支持零碳电力技术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在消费侧，支持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从理念和技术上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四）提升专业技能，进一步增强服务绿色低碳发展的专业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加强碳排放相关知识的学习，增强抓好绿色低碳发展的本领”。实现“双碳”目标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持续加强专业队伍建设，不断培养和充实绿色金融专业人才。金融机构应重视相关专业培训，从重要政策解读、行业发展走势分析、绿色金融市场创新、绿色转型风险预判等方面着手，不断提升培训的深度与广度，进一步提升服务绿色发展的专业素质和履职能力，持续增强服务绿色低碳发展的本领。
（五）关注政策变化，进一步完善与绿色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机制体制保障。为推动实现双碳“目标”，国家有关部门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持保障措施，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金融机构应不断深化银政合作，密切关注绿色相关政策走向，把握我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趋势，及时优化调整绿色金融相关政策，不断提升绿色金融管理水平，聚焦重点领域，提升服务绿色发展质效。
（六）研判国际形势，进一步完善项目信贷政策和风险处置预案。绿色创新发展是大势所趋，碳中和加快了全球绿色转型的步伐。建议依循政策，严控境外煤炭煤电项目，支持“一带一路”国家发展可再生能源；同时，密切关注欧盟碳边境调节税进展情况。目前，中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美国等明确反对欧盟碳边境调节税。建议从长远国家利益出发，深入研究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是否符合WTO规则、是否符合《巴黎协定》要求、征税方法是否公平合理、中国企业的应对方法等问题，为避免企业客户和自身的沉没成本扩大提供处置预案。
© 2013-2021 Taihe Institute (TI) . All rights reserved. Taihe Institute (TI) . 太和智库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京ICP备16023694号-1 法律顾问：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