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是公平的生命，公平是效率的灵魂

办事要讲效率、讲公平，这是常理。怎样算有效？怎样算公平？这就不容易确定，不容易搞定。“确定”是从知事上讲，“搞定”是从做事上讲。这就有了两讲。硬分两讲就永远讲不清楚，永远无法确定，也永远无法搞定，永远是说归说、做归做。假如两讲就是一讲，一讲就是两讲，那就一言蔽之，一下搞定了，口语手语就可以互译了。其实吃透了，知事就是做事，做事就是知事。中国古人那里，“知事”是个官名，类似的还有“知县”“知州”“知府”，都是操盘手，知行合一的。真知识分子一定是实干家，真实干家一定有真知灼见。所谓合一，并不是一个知、一个行，然后合二为一，而是有知必有行，有行必有知，本来是一。你说“我知道了，但我做不到”，王阳明就会说：“那说明你并不真的知道。”

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就是讲效率、讲公平。如何讲法？可以有三种。一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种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一种是公平必有效率，有效率必定公平。既然讲知行合一，那么这个合一地讲，既是讲，也是做；既是口讲，也是手做；既是口语，也是手语。否则就不合一，像效率优先啊，公平优先啊，假如讲的有自相矛盾之处，做的有内外交困之时，那就有失公平，损害效率。就好比离婚了，男的不再是丈夫，女的不再是妻子，夫妻身份同时失去，这时同时并生并存的就是前妻前夫。又比如订婚，就是未婚妻未婚夫同时并生并存。所以男女必须结婚，或者复婚，夫妻身份同时并生并存，那么丈夫必有妻子，妻子必有丈夫，哪一种身份都不能单独存在，仿佛都永远处在“量子纠缠态”。这就是第三种讲法。

按第三种讲法，公平和效率是一币两面，效率不高一定是公平不够，公平不够就一定损害效率。这第三讲，是公平地看待“公平和效率”，有效率地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知行合一的，所以是圆满的，讲透了的，做实了的；第一讲、第二讲都是不圆满的，知行分裂的，所以是不圆满的，没讲透的，没做实的。知行分裂就是既不知，也不行，或者知之不深，行之不切，或者知之不真，行之不实。应该说，第一讲、第二讲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我们总是在效率优先或公平优先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好比走路，一下迈左腿，一下迈右腿，一下重心在左边，一下重心在右边，是走路的常态。但是左走右走，却是指向中间，希望行中道，希望不偏不倚走正道，走公道，走顺道，走快道。

第三讲是正道、快道、公道、顺道。当有人说某事“效率高啊，只是不公平”。这就提醒我们：这事效率一定不高。当有人说某事“很公平啊，只是效率不高”。这就提醒我们：这事一定不公平。

（图片来源：猎云网）

说某事“效率高啊，只是不公平”，可能是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主张先做大蛋糕，再分好蛋糕。这是第一讲。我们对市场经济也许会有这种感觉，其实这里面会有错觉。说某事“很公平啊，只是效率低”，可能是主张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但这是不是意味着先分好蛋糕，再做大蛋糕啊？这是第二讲。我们对计划经济和大锅饭也许会有这种感觉，其实这里面也会有错觉。

蛋糕还没做出来，怎么分啊？只能先在心里面分，协议上分，计划中分。有时候我们说“先做蛋糕再分蛋糕”，这种说法是会有一些错觉的。其实预先得同时定好蛋糕怎么做、怎么分，然后按设计方案去做蛋糕，做好了再按设计方案分蛋糕。没有分蛋糕的方案，做事就没劲，没效率。没有公平的分蛋糕方案，就没有做大蛋糕的高效率。

所以这个设计，一旦涉及多人的分工合作，那就得讲公平、讲效率。你说“咱们不讲公平就讲效率吧”，那肯定通不过，达不成协议；说“咱们不讲效率就讲公平吧”，也肯定达不成协议。公平和效率，鱼和熊掌，必须兼得。

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不是可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是不是可以？似乎都可以，这些看法也很流行。但应该说也都会有错觉。比如赞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什么赞成？因为觉得这个方案既有效又公平，二者是平衡的、公平的，因而是有效的，但我们误以为或者嘴上说是效率优先而延迟了、淡化了公平，只是兼顾一下公平，可以容许一些不公平。为什么嘴上这么说？因为我们可能刚刚吃过大锅饭，觉得实际上并不公平，也无效率。但如果非要说大锅饭很公平，只是无效率，那就姑且这么说吧，但我们眼下需要提高效率，那就只好牺牲一点公平，于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说法就出来了，而心里面想的还是“鱼和熊掌兼得”，追求的都是“既有效又公平”，不偏不倚，公平公正，不厚此薄彼，想有效运转。

从历史的角度看，刚从大锅饭逃离出来的人，试验搞“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方案，实质上也是“既有效又公平”的一种实现方式，在历史上是正确的选择，是对“既公平又有效”的一种新的追求方式，但采取了侧重效率的“形式”，或“说法”。因为没效率的事，不公平的事，人们良心上不愿意“做”，起码不愿意“讲”。那么“效率优先”方案实施一段时间后，也许又发现许多不公平的现象，如贫富差距的扩大，人们就会设想“公平优先”的方案了。

其实大锅饭一直存在，看怎么定义大锅饭的含义，比如国防，就是一种大锅饭，或者应该是大锅饭，只不过通常我们不这么想。一家企业，基本上都会有底薪，或者叫基本工资，那就是企业范围内的大锅饭。这是必要的，属于底层逻辑，基础的东西。

越是基础的东西就越具有大锅饭的性质，到最深的一层，一切私利都会消失在公益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哪怕在最自私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命运相通、命运与共是最底层的逻辑，因此也可以藏得很深很深，让我们看不见，误以为人就是自私的，不可能有公心。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吃大锅饭，真正的问题只在于：大锅饭究竟吃到多深层次，多高程度，多大范围，多长时间？这是有历史条件的，一是客观的条件，一是主观的条件；一是物质的条件，一是精神的条件，等等。

既然讲条件，那么问题还在于，吃不吃大锅饭，都可能是公平的实现方式，也都可能是公平的破坏方式；都可能是有效或高效的生产分配方式，也都可能是无效或低效的生产分配方式，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对于共同富裕的追求，情况就是如此。假如我们追求公平的时候，结果无效率，那就证明这种所谓公平并不公平，即这种公平是无效的，最不公平的。同样，假如我们追求效率的时候，结果却不公平，那就证明这种所谓的效率并无效率，即这种效率是不公平的，最无效率的。在这种认知框架中，“公平优先”或者“效率优先”，都是错觉。人们真正追求的，是有效率的公平，也即公平的效率。

因为人们有意无意中相信，或者良心上感觉：公平的生命是效率，效率的灵魂是公平。

实际生活中，对公平和效率的追求是无止境的，良心发现、良知发挥是无止境的，发展的空间是无限的，改革、试验和创新永远在路上。

比如前面讲国防是大锅饭，其实细想一下，国防里也有很多不是大锅饭，只不过国防的大锅饭程度很高，或者说最高。特别是考虑到军民融合、兵民一体，就更是如此，国防的边界不是十分清晰固定的，所以我国需要总体国家安全观来加以协调，而他国就不一定了。比如美国的国防，受到军工复合体的强烈影响，大锅饭的成分有多少，就难说了。吃大锅饭也可能分大碗小碗，不一定完全均等。

所以追求公平和效率的路上，需要不断重新设计，不断重启试验。先做大蛋糕，然后再谈分蛋糕的事，只能是例外，常规是不行的。做蛋糕的方式其实也包含一个分蛋糕的方案，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在这个意义上，分配就是生产，分蛋糕就是做蛋糕。所以有的企业家说，自己的公司活力足效益好，是因为自己私心小，所以蛋糕分得好。这话是很实在很到位的。不把蛋糕怎么分先定好，大家干活就没劲。即使干出点名堂来，挣大钱了，也会开始打架，闹分家。

分蛋糕怎么才能分好？要出于公心，才能分好。分好就是分公平。分公平了公司就有效率。公平就是智慧，智慧就是生产力，智慧就是效率，等于说公平即效率。大公无私是智慧之道，效率之道。企业家如何做到分蛋糕公平呢？首先把自己的股份分小一些。做出榜样，大家也就没什么好说的，都比较愿意在公道的立场上看报酬问题，谈分配方案。自己分小一点，可以说吃亏是福，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大家都不吃亏，都得福，因为大家都有奉献精神，或多或少都有。要是没有一点奉献精神，则任何分配方案都是不公平的，或者都会被看做不公平的。一旦觉得不公平，必定会影响效率。

所以公平感很重要。公平感甚至比公平本身更重要。因为究竟怎样才算公平？恐怕永远整不清楚。整不清楚就会永远讨价还价，那公司业务就别干了。于是大聪明的企业家就会快刀斩乱麻，自己主动少分一些。

中国共产党打天下，就是这么一种“公司”哲学：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就凭这个八字方针。坐天下也靠这个方针，比如扶贫大业中就有相当一批共产党员、驻村干部牺牲了。佛家说“心净则佛土净”，也有类似的精神。

专门向外找公平，恐怕永远也找不到。共同富裕，假如有一批奉献者带头，自己致富本事大，但分得少，还挺高兴，不觉得受了委屈，不觉得吃了亏，反而觉得收获极大，获得感极高，还感恩众人，那这致富之道就很有谱，就走在大道上，可持续性就高，不至于小富即安、大富即衰，不至于富不过三代，不至于各领风骚数十年就力不从心了，至少富个几十代、传个千年试试，那才叫真富庶。财散人聚，则人丁兴旺。

资本主义大国崛起，一般富不过三五代，几十年一百多年光景就过去了，被其他大国超越了。中国这一轮崛起，假如传个数百年，甚至延续千年，那就真有点中华民族的精气神，长寿功夫高，童子功练得好。否则还是在西方大国框架下崛起，会很短命，老得很快，因为后劲不足。

后劲不足是因为资源不够。为什么资源不够？因为私心重啊。私心重，处理问题就小气，看什么都很小，所以就抢，就偷，就偷奸耍滑，欺行霸市，结果把事情搞砸了，砸了自家的店子、自家的品牌，还浑然不知。

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在国内搞共同富裕，搞“一国两市”，搞大陆社会主义市场和港澳台资本主义市场有机统一的内循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市场，在国际上搞人类命运共同体，搞“一球两市”的外循环大市场，搞人类共创共享的全球大市场，就会十方有神助，不尽财源滚滚来，大业传承以千年计，都是可能的。

这个史无前例的大创业大创举的奥秘有哪些呢？其中一个就是以志愿者的精神，创市场人的事业，就是以三次分配的方式，干一次分配的工作。这是另一种致富带头人。不是说我先致富了，然后才能带领人家致富，不一定这样，而是还可以有一种带富方式，就是起步就做志愿者，起步就用第三次分配，但形式上可能是第一次分配，形式上并不是志愿者，而是市场活动者。

这种人，大隐于市，从来就有，也许不多，也许不少，但今后应该越来越多，因为国运来了，人们的觉悟会越来越高，悄悄做好事的会越来越多。

八、志愿者的精神，市场人的事业

起步就做志愿者，带领大家致富，也可以说是先富带后富，因为他们精神财富很足，是精神上的先富者。这种人可以大隐于市，也可以显山露水。各有各的作用。有时候人们说，奉献就不要显摆，学雷锋要悄悄的。这话自然有道理，但有时候是需要显摆的，有时候奉献了，人家还以为是傻子呢。恰当的“显摆”，恰当的“宣扬”，是必须的，目的是激发众人的奉献精神。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欺负奉献者。虽然真的奉献者是无法欺负的，但我们欺负奉献者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进步，吃亏的是作为欺负者的我们本人。欺负雷锋，吃亏的不是雷锋，而是欺负雷锋的人。所以不能让人老是欺负雷锋，还自以为得计。雷锋帮助人，最终目的应该是让受帮助者也乐于帮助人家，否则就失去了助人的价值。助人而让人家老是依赖甚至利用外来的助力，那这助人的工作就失败了，假如被助者因此而失去了做人的尊严，那就是助人者最大的失败。当然这里要搞清因果关系。假如受助者的惰性和小算盘不是助人者导致的，那就不能怪助人者。这种情况说明，物质上不富，但精神上很富，就可以做致富带头人，就可以先富带后富。这种先富带后富的工作是人人可做的，也是最可操作的。

实际上很多人也是这么认为的，都认为自己的人生是奉献的人生。那么如何检验真奉献还是假奉献呢？也许好检验。也许可以看看奉献者的获得感如何，看看他是否高兴，是否怨天尤人，是否一味埋怨世道不公，是否觉得自己好心没得好报，是否觉得老实人受欺负了，于是工作劲头就没有了，觉得自己吃了亏。假如奉献者觉得是人家帮助了自己，也许就检验合格了吧。真正的共产党员都有这种情怀，觉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觉得自己带领群众进步，也是群众教育自己帮助自己的过程。要甘做群众的学生，就是这样一种情怀。这种情怀是真诚的，符合实际的。认为群众落后、愚昧、懒惰，要等着我们去拯救，去启蒙，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是认为有救世主，跟共产党的宗旨背道而驰。

假如用利益去引诱群众归附，笼络人心，迎合某些群众一时的低级趣味、短期利益而拉选票，更是资产阶级政客的无耻做派，跟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相距十万八千里，甚至是南辕北辙。带领群众致富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这里面的细微区别。差之毫厘，会谬以千里。一定要把群众看做主人翁，一定要帮助群众当家做主。作为致富带头人和创业者，最根本的工作就是激发群众的创业精神，帮助群众成为自主创业者，在这个过程中向群众学习，学习他们的创业精神、创业本领、致富招数。这样的创业者、企业家是有的，他们在第一次分配中就落实了第三次分配的工作。这也说明，三次分配不一定有时间的先后，三次分配可以同时并举。比如第二次分配，即国家的征税、社保、转移支付等，其实也是创业前由法律定好框架的，是跟第一第三次分配同时起步的。所以分蛋糕做蛋糕，既可以异步开走，也可以同时开工，齐头并进。

创业必有无数的失败，但失败正是我们欢迎的，是应该多多包容、给予尊重、伸以援手、借以开悟的。没有饥饿，就没有口感；没有失败，就不会有获得感；没有吃一堑，就不会长一智。共同富裕是共同创业的同义语。什么时候我们不敢创业了，我们害怕失败了，我们的活力就消减了，我们就老朽了，就要坐吃山空了。

因此，先富和后富永远会存在，从前的先富者可能变成未来的后富者，先富带后富、后富超先富、先富变后富再变先富会成为活力社会的常态，重新创业的会越来越多，大家你追我赶、你帮我扶走共同致富之路。就好比在罗纳德·科斯的眼中，几乎人人都是实质上的企业家，起码是无企业的企业家，都在市场上运作运营创造自己的人生。又好比海尔的张瑞敏，绞尽脑汁把海尔打造成一个创业平台，吸引激励推动每个员工走上创业者之路。“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创业文化的盛行是活力社会的标志。这将是一个有效率的社会，因为它公平；这将是一个公平的世界，因为它有效率。

那么很自然，为了建设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就需要“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

合格的致富带头人创业做事，应该是既公平，又有效率。

到底是否公平？就看有无效率。假如无效率，公平就没命了。

到底有无效率？就看是否公平。假如不公平，效率就丢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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