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将对美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疫情将深刻影响美国的政治生态。从2008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建立网络沟通部门以来，技术已成为竞选活动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疫情过后，那些能够熟练掌握并适应网络手段的候选人将获得成功，反之则会失败。竞选活动越是需要深入基层，这种情况便越有可能发生。在以往的总统竞选中，那些知名候选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媒体自发的跟踪报道，但如果一位不知名的国会议员也想参加总统竞选，就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博取媒体关注，争取选民支持，获取资金来源。但疫情导致人们需要保持社交距离，这就意味着竞选者不能仅仅去教堂或集市推销自己；筹款活动举办地将从高额资助者的豪宅转移到线上，以视频电话会议形式进行；更多电视采访也将通过网络通信软件或电话进行，而不是在演播室。采用新技术的竞选者将获得巨大助益，并将毫无疑问地得到比对手更多的选票。这种情况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是，为了在不与选民面对面互动的情景下吸引关注，竞选人必须极尽所能地哗众取宠，表现得稀奇古怪。以往，那些表现良好但却无聊乏味的政客也许还能在与选民直接见面或参加集会时表现得如鱼得水，但在网络主导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将很难被人接受。届时，抓人眼球的推文或许比合理健全的观点或亲切和善的人格更能吸引选票。这种环境将有可能催生越来越多激进且情绪化的政客。如果新冠病毒疫苗不能尽快问世，政治将会在互联网的带动下变得更加戏剧化。

其次，疫情将对医疗系统带来永久性改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副教授、预防医学院主任金伯利·古德祖恩（Kimberly Gudzune）表示，为了降低传播新冠病毒的风险，美国卫生系统正在努力向远程医疗转变。这种变化迅速席卷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其他机构。技术平台已经启动，医务人员已经开始相关培训，病人也逐渐习惯了线上视频就诊。患者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或家用电脑与医生进行实时、安全的对话。虽然这种方法不是万能的，患者仍需亲自去医院做一些必要的检查，但在疫情结束后，远程医疗无疑将会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研究表明，在医疗服务方面，美国一直在种族、性别、体重、收入、地域等方面存在不平等现象，而远程医疗虽无法完全消除这些不平等，却可以使医生与病人之间的联系更加顺畅，进而改善上述这些问题。此前远程医疗之所以发展缓慢，除缺乏技术平台和培训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医疗保险公司拒绝为远程就诊支付费用，但疫情让他们不得不做出改变和新的尝试，预计远程医疗的变革将会继续。长期看，远程医疗革命可能通过日渐普及、便利的联系手段，改变慢性病管理和预防保健的实施方式，并使医生更容易接触到偏远地区的患者。此外，疫情还可能在其他方面改变医疗系统。疫情期间，患者向医护人员表达忧虑，医护人员则重新认识到倾听和同情的重要性，并重拾行业初心。疫情还使前线医护人员承受的各种压力凸显出来，但成千上万的医护工作者仍顶住压力，利用各大社交媒体分享相关医学知识和自身经验。疫情结束后，利用技术维系和促进医护人员与患者良好的协作关系，将有利于医疗系统的改进完善。

（图片来源：这里是美国）

第三，疫情将改变未来城市生活。美国查普曼大学（Chapman University）研究员、城市改革研究所（Urban Reform Institute）执行主任乔尔·考特金（Joel Kotkin）表示，流行病一直是拥有密集人口城市的大敌，城市居民毗邻而居，与外界交通便捷频繁，这使得城市成为传染病理想的温床。目前，美国广大中部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新冠病毒感染者相对较少。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指出，在黑死病肆虐欧洲时，意大利国际中心城市的境况要比波兰或中欧其他地区糟糕得多，贵族们纷纷逃到乡下，因为那里感染传染病的可能性较小。纽约、洛杉矶、芝加哥等大城市的人口在疫情暴发前就已在减少。自2010年以来，美国90%以上的人口增长发生在城市郊区或远郊。根据哈特兰咨询公司（Heartland Forward）一项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显示，越来越多的“千禧一代”前往美国中部城镇发展，远离一线国际大都市。而当前的疫情可能会加速这一进程，并对美国人的工作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疫情暴发前，全国范围内的公共交通载客量也呈下降趋势，而远程办公和自驾出行人员却不断增加。随着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城市居民将会尽量避免乘坐拥挤的公共交通工具。同时，由于许多人选择在家办公，公共交通载客量也将进一步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