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受之前国内信贷紧缩、对外贸易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叠加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经济造成的损失，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大量现实问题和风险挑战。在此背景下，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就具有更加突出的现实意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后陶满成撰文指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关注以下八组关系：一要处理好发展和就业的关系；二要处理好人口老龄化和消费层次合理提升的关系；三要处理好投资和利用外资的关系；四要处理好土地和房地产价格的关系；五要处理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关系；六要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环境的关系；七要处理好税费和企业竞争力的关系；八要处理好中美关系、多边外交和全面开放的关系。
中国经济还处于从高速到高质量增长的转型阶段，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2019年年初，受国内信贷紧缩和对外贸易局势紧张影响，以及受企业的高杠杆率、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外需不振继续抑制短期增长态势等不利因素制约，中国经济逐步降速。在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前，在全球电子业回暖等因素作用下，中国部分出口行业率先复苏，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后，中国出口商的利润开始整体反弹，劳动力市场也开始企稳。
2019年出台的一系列稳增长政策旨在为结构性改革创造更好的环境，“去杠杆”逐步调整为“加杠杆”，财政刺激力度加大。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中国2020年增速预测由2019年10月份的预测上调0.2个百分点至6%。
当下，中国经济虽然面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及其他问题带来的巨大压力，但仍有望迎来较好发展。
我国金融业已形成了覆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领域，种类齐全、竞争充分的金融机构体系。中国广义货币发行量（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2017年年底达到210%，高居全球第三，仅次于黎巴嫩和日本，之后两年也居高不下。至2019年11月，中国银行总资产达到285万亿元[1]，大致相当于GDP的3倍；而日本约为1.6倍，德国约为1倍，英国约为1.3倍，美国则约为0.6倍。显然，中国金融业与支撑金融业的实体经济相比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地位。金融业不断做大做强的同时，实体经济增长却呈现下行趋势。
经过长期的投资引领，近年中国投资的宏观经济效益逐步下降。投资的边际效益在钢铁、煤炭等诸多产能过剩的经济领域下降已经非常明显。现实中，中国基础设施相对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球都已处于领先地位。但为了在下行区间拉动经济发展，同时也因为技术进步推动，或主动或被动批准了一批酝酿多年的大型投资项目。比如，在“八横八纵”铁路干线网基本建成的基础上，批准了超前建设铁路“毛细血管”和高速通勤铁路。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出口一直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于2018年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战，向中国加征巨额关税。至2019年12月15日，中美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形势稍有缓解。但2020年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概率较大，主要原因是：前期财政刺激的正面效果逐步减退；临近大选，美国国内政治将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本轮经济上涨周期已经接近尾声，下一轮经济衰退只是时间问题；世界经济尚处于疲弱阶段。因此，美国打压中国的决心和态势都不会变弱，中美经贸斗争形势不容过分乐观，中国出口面临更多更复杂挑战。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将进一步下降。
2016年之前的房价大幅上涨使得中国居民储蓄率大幅降低。2019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一万美元，但是由于财富集中度偏高，工资在分配中占比较低，大部分民众人均可支配收入并不高。高额的房贷压力、过重的医疗和教育负担、尚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阻碍了普通民众的消费升级。
长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过分依靠生产要素投入，带来了能源消耗高、生态环境破坏、生产效率低下等多种问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当下的必然选择。但长期粗放型经济导致的可持续发展起点比较低、条件比较差，使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困难重重。
中国税收征管能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在较长时期内快于GDP增长速度，企业税费较重的现状没有根本改善。伴随着人口红利降低过程中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更加重了企业的相对负担。
应该看到，在现行体制下，国有企业占据了一些优势，它们可以通过垄断来占有大量市场，也相对容易获得贷款和补贴。私营企业一般规模较小，运营灵活，但税费较重。来华投资的外资企业大都具有较强实力，不乏世界范围内有很大影响的大型跨国企业。而且外资企业在投资初期一般都能获得一定的土地使用、税收征管方面的优惠政策。随着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逐步落地，美资金融机构等众多有实力的外资企业必将加速进入中国。面对新的形势，国有企业如何保持国民经济的主力军地位，私营企业如何进入良性发展轨道和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如何在确保中国经济主权的同时进入良性互动，这些势必对各企业主体和我国政府带来新的更大挑战。
2020年1月，针对武汉疫情，全国相当一部分地区实行了严格的管控措施，延长春节假期，交通管制，旅游景点、饭店餐厅、文化娱乐等场所停止营业，住宿餐饮、文化旅游、物流运输以及批发零售等行业受到较大冲击，短期内对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
2020年1月30日晚，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召开紧急会议后确定将中国正在爆发的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定义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2]。这对中国外贸货物出口、海运物流和对外交流将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外资利用和旅游业也将受到巨大打击，美国、澳大利亚、德国、英国等国都纷纷暂停了2月初与中国主要大城市的航班。受疫情检疫和中国假期延长的影响，必然导致远洋货物减少、集装箱船延误等，进而使经济活跃度受到抑制。
这种情况在客观上迎合了美国的“脱钩”设想。评级机构标普做出估计，如果诸如服务业等领域的消费下降10%，那么中国的GDP增幅将会下跌1.2%。当前，中美贸易斗争形势还不十分明朗，再叠加这次疫情给经济造成的损失，本不乐观的中国经济又增加了更多的困难和不确定性。
2019年12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分析研究2020年经济工作，强调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做好“六稳”工作对于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具有重要意义。在年初就遭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经济构成严峻挑战的情况下，保持经济稳定就具有更加突出的现实意义。
要努力将经济发展和稳就业较好结合起来，在发展中更好地解决就业问题。
1、促进制造业可持续发展
在艰难的2019年之后，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显然处于升势，这有助于就业市场的恢复。2019年12月以来，中国电脑和电子产品制造业投资加速增长，使得2019年全年增幅达到16.8%。整体制造业和民营企业投资双双回升。长期低迷的汽车业也出现了自2018年6月以来的最快增长。我们要抓住制造业这个经济的“牛鼻子”，守住当前的向好势头，降低贷款利息，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企业活力，全力促进制造业的良性和可持续发展，进而为整体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2、切实提高就业水平
要出台更多鼓励就业创业的措施，重点解决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返乡人员等重点人群的就业问题。要对就业困难人员及时提供就业指导和技能培训，确保他们就业有门路、生活有保障。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把解决人民群众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要努力同时实现就业率的提升和失业率的下降。逐步实现发展和就业的良性互动。
1、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消费结构合理提升
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要素角度，劳动人口和土地、资本一样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针对老龄化问题突出和人口结构失衡等问题，要进一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20年1月17日发布的数据，尽管独生子女政策已经被取消，但人口出生率仍然连续三年下降，2019年跌至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最低水平。中国2019年出生人口为1465万，较2018年和2017年都有不小下降。中国人口出生率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正面临着越来越快的老龄化速度，2030年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四分之一，2050年将占到三分之一。
要调整与家庭生育直接相关的就业、住房、养育、教育等政策，逐步提高工资在分配中的比例，引导扭转年轻人结婚和生育意愿不高的现状，用政策激励手段达成家庭愿意生育、敢于生育、有能力生育的目的。
2、促进消费合理提升，取得积累和消费的较好平衡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消费扩大和升级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重要依托。要进一步提升民众收入水平，完善社会福利政策，切实促进民众消费能力提升。当前，中国正处在汽车、住房、电脑、通讯信息和文化产品等为主要内容的发展享受型消费升级，也称为第三次消费升级的关键时期，供给侧结构改革为更好地实现消费合理提升提供了政策支撑。
实现我国消费合理提升的入手点应主要包括：一是稳步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社会发展水平，引领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努力构建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二是正确引领投资、储蓄与消费的关系，进一步优化信息消费环境，加强对消费品生产、流通、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的质量监测，促进消费信贷的快速发展。三是扎实推进供给侧改革，实现供给和消费的均衡发展，努力优化商品和服务供给结构。四是制定和执行好消费调控政策，努力达到消费合理提升、消费拉动经济、消费和经济良性互动。
1、要维持足够的资本来确保经济良性运转
要通过调整投资结构和稳定投资规模为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稳定因子。科学评估财政收支状况、集体经济实力和群众承受能力，合理确定投资规模、筹资渠道、负债水平，合理设定阶段性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城市化2.0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发力点，尤其是在打造智慧城市方面，未来十年软基建、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将逐年增加。要搞好顶层设计，统筹全国力量，力争到2030年打造五个平均人口达到1.2亿人口的高质量发展都市圈、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
2、实现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的良好平衡
要通过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的良好平衡来促进国际经济交流。中国致力于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放宽外资市场准入，继续缩减负面清单，完善投资促进和保护、信息报告等制度，在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要针对阻碍各国经贸投资往来的难点和痛点，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国际经贸规则与体系的公正及良好运行，加强海外利益保护体系的建设，促进中国海外经济的良性运转。
1、重视解决房地产泡沫问题
在继续做好去库存工作的同时，要注重发挥长效机制作用。对房地产泡沫的风险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原因是：首先，房地产是关系民生的重要行业。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中最重要的资产项就是房地产，而最重要的负债项目就是按揭贷款。其次，房地产产业链的投资是决定宏观经济的重要变量。建筑建材、家电家居等许多行业都与房地产业密切相关。再次，房地产行业贡献了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交易过程中的房产税、契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贡献了中央和地方两级公共财政收入的近10%；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几乎相当于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的全部收入。第四，金融行业同样与地产息息相关。
2、稳房价，加工资
如果房价继续上涨，民众要投资房地产，就会压缩其他消费，实体经济必然受到伤害，进而可能引发大量因失业而出现的断供现象，乃至房地产泡沫被强行挤破。用底线思维观察，房地产泡沫继续扩大对实体经济的严重伤害，其连锁反应和多因叠加而引发经济危机的风险不可不防；而房价下跌幅度过大引发大规模抛售，踩破房产泡沫引爆“明斯基时刻”[3]同样值得警觉。应对房地产泡沫的问题，稳定房价是唯一选项。增加工资，让房子实际贬值，用“慢放气”和“稳步填实”的方式逐步化解房地产泡沫风险。坚持“房住不炒”的原则，逐步将地租自然升值部分通过制度途径收归国家所有，最终用于国家公共支出。
金融业要追求高质量发展，而不是谋求过大体量；要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是过分吸收实体经济“血液”。
1、促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逐步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属性
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中国的GDP增速与前一年的社会融资存在密切关系。中国2019年的经济放缓与前一年度的“降杠杆”措施密切相关。2019年中国从此前的“去杠杆”转向促增长的措施，定会在2020年见到效果。要用好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中央银行贷款、利率政策、常备借贷便利等货币政策主要工具，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2、要在创新中逐步实现“最优金融结构”
积极构建适合支持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最优金融结构”，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金融机构更好服务创新活动和中小企业。要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着力发展金融科技。要坚持质量优先，引导金融业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促进融资便利化，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障风险可控。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与基础设施，落实竞争中性、推进利率市场化和建设良好的信用体系。
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明确金融需要什么样的创新以及怎样创新。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落实从严监管理念。构建适应金融创新的监管体制，平衡创新与稳定之间的关系。适应金融创新跨行业、跨区域、新技术的业务特征，加强监管协调、功能监管与科技监管。充分发挥科创板的试验田作用，坚守科创板定位，稳步实施注册制，优化审核与注册衔接机制。大力推动上市公司提高质量，切实把好入口和出口两道关，优化增量、调整存量。补齐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短板，推进创业板改革，加快新三板改革，选择若干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制度和业务创新试点；推进交易所市场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品种创新；大力发展私募股权投资，丰富期货期权产品。加快建设高质量投资银行，鼓励中小券商特色化、精品化发展；推动公募机构大力发展权益类基金，压实中介机构责任。
面对未来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挑战，我们不但要确保金融安全网资源充足，也要努力促成国际金融架构的代表性更加合理，更好反映世界经济现实格局。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不动摇，推行务实环保政策，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经过数十年的经济粗放式发展，大力推行环保政策，坚决贯彻绿色发展势在必行。基于中国复杂的国情，要防止“一刀切”带来的负面效应，努力寻求“一刀切”和照顾地方实际情况的动态平衡。要顾及基层和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防止朝令夕改。要遵循经济规律，注意政策前后运行顺序，防止出现政策前后不一致甚至产生矛盾冲突而造成重大损失。
1、要促进企业可持续良性发展
市场的竞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企业之间的竞争。要切实解决企业税负过高的问题，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提升企业生存和发展能力。国有企业要摆脱垄断和政策依赖，通过提高竞争能力做大做强。针对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中小企业产生的影响，更要在财力、资金、劳动力政策等方面对中小私营企业给予必要的支持，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渡过难关，坚决避免因企业停产、倒闭而引发失业率大幅上升和社会不稳定。
2、税费应该控制在合理区间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依托。要根据不同企业的发展阶段和实际类型，以及主要国际竞争对手的实际负担和国际产业链的分工情况，客观评价和认定企业在税费上的实际承受能力。企业承担税费的合理区间，应该主要考虑，企业在必要分配之后，能否进行新一轮的业务运行，在国际上应与主要目标国家保持大致对应。税费的核定要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总和不能超过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建议全国人大制订统一的“企业税费法”。
1、加强美国问题研究，以追求实效态度有效应对
美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外部因素。美国作为二战后一直稳坐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超级大国感受到了来自中国前所未有的威胁。美中对立更多来源于美国日益加深的危机感。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迫近美国的70%。美方认为中国通过政府补贴扶持本国企业、通过银行低息贷款和政府投资发展高端科技产业。这些都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的忧虑。
要加强对美国相关法律规则的研究，应对中美金融权力不对称性局面。“实力和规则的不对等性，直接导致了中美两国金融权力的不对称性。美国的金融权力要远超中国，这也因此使得中美两国在金融外交中呈现出鲜明的强势与弱势的差异。总体而言，美国在绝大多数双边金融外交中具有攻击性，处于强势一方；而中国则以防守为主，是弱势一方。作为强势一方的美国，在多个金融议题上处于主动地位，能够对华提出利益诉求，并试图塑造中国的国际金融政策以及对美金融政策，以便实现金融外交的目标。”[4]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厚度和流动性、美国金融机构的实力和美国的法治化运行，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压制中国获得货币支配地位的努力。
要重点关注美国总统、美联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美国商务部、美国财政部和美国国会等个人和机构的涉华动态。如2018年秋，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建立了投资600亿美元的国际开发金融公司（IDFC）来监管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投资，显然是主要针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2019年8月6日，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在2020年1月30日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采访时表示，中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将有助于提升美国经济，认为这将加快工作机会重返北美的进度，有些会回到美国，有些可能被墨西哥得到。美国虽然与中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是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大部分关税仍未取消，美国限制中国获得技术的决心也不会动摇。美国已经形成民主共和两党一致强硬对待中国的政策趋同局面，不同的只是手法和模式。我们要保持清醒，提前预判，把握主动，要尽量防止“脱钩”的两伤局面。
2、捍卫多边体系，谋求合作共赢
支撑二战后全球经济增长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遭到动摇。美国向着保护主义突进，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分歧较大。
中国作为负责的大国，必须引领捍卫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主的多边贸易体系，共同构建适应时代变化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2019年12月10日，由于美国强硬阻挠新法官的遴选和任命，WTO上诉机构被迫停摆。WTO上诉机构有全球贸易“最高法庭”之称，是维护国际贸易法治最宝贵的工具，其为各成员在贸易纠纷中摆脱丛林法则威胁、公平上诉提供了机会。中国应在诸如力推WTO上诉机构恢复运转等问题上发挥更多建设性引领作用。
要坚持以开放求发展，深化交流合作，坚持“拉手”而不是“松手”，坚持“拆墙”而不是“筑墙”。坚决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削减贸易壁垒，推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更加完善，共同培育市场需求。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创造条件进口更多国外有竞争力的优质农产品、制成品和服务，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要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全面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加快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争取尽快达成协议。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深化人文交流，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对外贸易布局、投资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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