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建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8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并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具体路径之一。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坚持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作为主攻方向，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何为中国乡村德治，如何走出中国乡村善治之路？教育，自古以来便承担着德治与教化的作用，可以说，近现代中国的乡村教育发展历程对当今乡村德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教育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虽有各类社会支教力量补充，但主要还要依赖本地化的“正规军”。完善乡村教育体系是实现乡村德治的重要内容，而德治是走向善治的必由之路。换言之，如何从长远和根本上实现现代中国乡村有效治理，乡村教育之“善道”的作用不容忽视。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杨洁通过总结中国传统乡村教育的历史经验，深入剖析现代乡村问题产生的根源，探索从乡村教育之“善道”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从而最终实现建设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和谐有序乡村社会的目标。
《说文解字》中这样定义教育：“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一方面，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传承社会文化、传递生活生产经验的基本途径，对个人习得社会生存规则、塑造社会所需角色、实现社会继替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教育作为思想控制的一种手段，随着国家统治需要与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变化。《孟子·滕文公上》记载称，早在夏朝，学校教育便已存在，“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到了西周，乡村学校开始出现。可以说，中国传统乡村教育的开端始于西周的“乡学”。此后，乡村教育体系在历史沉浮中曲折前进。直到明清时期，乡村学校发展趋于稳定，乡村教育制度愈加明朗。书院、社学、义学等乡村学校的设置以及钦定儒学、国家法律法规的导向学习，在给乡间学子带来更多教育机会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乡村社会的思想观念和道德秩序趋同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构想。除此之外，通过乡约制度、备荒制度、里甲制度、保甲制度[1]及其他乡村控制手段，在宗族、宗教、乡贤士绅等组织和个人的动员下，官方意识被直接地传播给乡村中无数未受过教育的百姓，使他们认同国家统治，遵循社会规则，减少触犯法律。然而，从清后期开始，在近现代发展进程中，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剧变，乡村社会结构被彻底改造。20世纪30年代，在“乡村解体”“乡村危机”的焦虑中，“救治乡村”的呼声愈加热烈，伴随着“复兴乡村”“乡村建设”“土地制度改革”等政治口号的提出和实践，乡村教育运动也得到很大的发展。乡村社会活动家立足中国“以农立国”的国情，主张以乡村教育作为乡村建设的切入点，期冀通过教育来变革旧时的乡村社会，进而实现教育救国的宏图伟志。可以说，教育是中国历史上实现乡村治理一以贯之的手段。
不可否认的是，传统乡村教育在乡民素质塑造、社会安全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些由国家建立或批准建立的各种乡村学校，在地方官员的支持和倡导下，吸纳了大批乡贤士绅积极投身。由地方大宗族创设的义学、族学、家塾、祠学逐渐占领上风，成为乡村教育的中流砥柱。乡村社会的积极回应是证明教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行之有效的重要体现。然而实际上，乡村教育在社会控制和应对社会危机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方面，随着科举制度与学校体系的衰败以及社会支持的减少，贫困的农民子弟改变人生的愿望变得越发不可实现。受教育条件的限制，真正信仰儒学、愿意报效国家的士子得不到上升和提拔，使得乡村阶级愈加固化，乡民生活愈加恶劣，乡村治理愈发困难。另一方面，乡村教育并没有实现足够的思想控制和教化的影响。从某个层面上可以说，在乡村地区，存在着思想的真空。讽刺的是，封建统治者投入很大力气教育乡民，并不是为了提高乡民的个人能力以改变生活状况或有准备地应对生活挑战，而是为了奴化他们成为对朝廷百依百顺的忠实拥护者，最终目的是为了强化封建专制统治。而此后的乡村教育运动也存在着相同的问题。不少学者反思，当乡村教育工作机构与基层行政机构混为一体后，乡村教育对于唤醒民众便显得吃力了。在办学校扫除文盲、建农场传授技艺、兴文化作育人才、重民生创办实业的乡村教育运动中，一旦乡村教育事业被行政化，便没有了社会支持和滋养，丧失了其本来意义，“大都注重形式而缺乏内容，流于表面应景而少有扎实持久之谋”[2]，最终导致“救治乡村”走向失败。
从现代价值理念来说，教育作为公民的权利和应当享受的公共政策和产品，应该制定统一的标准，体现公平公正。因此，教育对现代国家来说应该是一元的。然而，由于中国长期处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中，导致情况并非如此。传统上，中国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教育的起点和实践也有很大差异，相应地出现了城市教育与乡村教育。由于国家重点关注的地区是县级以上行政单位，建立的官方教育机构大部分也是在这些地区，因此，在涉及面、普及度、有效性等方面，城市教育比乡村教育要好得多。然而，以地理区位作为区分城乡教育的依据，并不是说城市教育与乡村教育的关系是完全对立、彼此孤立的。在社会历史变迁中，这两种教育体系在模糊边界中相对独立却又不断互动。以至于到了现代，教育的城乡差异成为历史问题遗留了下来。
随着乡村社会的发展变迁，现代乡村的教育制度与政策、教学内容与形式、参与主体与资源保障等也相应地产生了变化。政府设置的乡村学校成为农村学生获取知识和建立道德认知的最重要方式，然而当前的乡村教育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从乡村学校设置上来说，2000年以来，我国推进教育体制改革，逐步推行撤点并校。从2000年到2010年，全国共撤掉乡村小学22.94万所，削减52.1％，撤掉乡村初中1.06万所，减幅超过1/4，平均每天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乡村学校从60万所减少到27万所。《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发展报告》（2016）显示，农村小学生平均单程上学距离为5.4公里，而初中生平均单程上学距离为17.5公里，很多学生每天上学往返要用去4到5个小时。再加上当前乡村学校多以县镇为中心建设，使得广大欠发达农村地区的学生面临着“上学难”的困境。
从现代乡村教育内容和理念来说，由于乡村学校教育资源有限、教学形式单一，课程内容多为语文、数学等“主课”知识，缺少开拓农村学生思维、吸引农村学生学习兴趣的其他“副课”课程。再加上乡村教师工作任务较重、压力过大，而农村学生多为留守儿童，家庭监护和照料不足、家长对教育重视不够，使得乡村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得不到合理反馈和协助。部分农村学生对学习缺乏兴趣，又受“教育无用论”的家庭教育观念影响，在道德价值标准尚未建立的时候，往往容易导致辍学，过早步入社会谋生，使得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以及对教育不关心、不重视的理念代际继替、持续传递。
从现代乡村教育的参与主体和资源保障来说，农村学生受家庭和周边环境影响较深，即使考上大学，学成后也大多选择留在城市工作，而不是回乡参与建设。乡村教育在社会参与和保障方面还有许多发展空间，除了基础教育保障之外，乡村学校的卫生保健、营养供给、校园安全等与城市相比仍处于发展不平衡状态，发达省份的乡村学校与落后地区的乡村学校也处于发展不平衡状态。有的农村适学儿童还需承担一定的家务和农活，农村学生学习和生活压力普遍较大。可以说，乡村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使得乡村教育道德教化的功能发挥不足。总而言之，如何寻找乡村教育之“善道”，实现乡村德治与善治，是乡村治理的重中之重。
中国乡村社会的教育问题不是凭空出现，只有深入了解了乡村教育的发展历程，才能更好地指导当代乡村社会发展。虽然传统乡村教育存在着诸多历史局限，其历史实践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传统乡村教育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经验仍值得我们深思，有必要立足当下，借鉴传统乡村教育的发展模式为现代乡村道德教化和乡村善治提出建设性意见。
从内容上说，乡村教育的问题不仅仅是指学校教育问题，更是乡村社会问题，体现了政治经济、价值观念、社会结构等乡村的社会状态和社会关系。换言之，乡村教育的内涵不仅包括义务教育，还包括道德教化、乡风家风、村规民约等在内的乡村文化建设，这需要在国家引导下，根据我国国情，逐步构建和完善乡村治理新体系，思考传统乡村的教育制度、老人制度[3]、乡约制度等具备道德教化和社会控制功能的乡村治理手段的现代意义，与现代乡村治理中“引导农民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提高，实现家庭和睦、邻里和谐、干群融洽”的新要求相融合。通过乡村教育挖掘乡村社会蕴含的道德规范，强化道德教化作用，完善乡村信用体系，增强农民诚信意识，这是从根本上提升乡村德治水平的重要方式。
从手段和方法上说，2018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今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均强调要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并提出逐步推进乡村教育和乡村治理，建立城市教育辐射圈和乡村教育区域中心。从最初以市县为单位的优质学校辐射农村薄弱学校推动农村义务教育，到建立以城带乡、整体推进、城乡一体、均衡发展的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并在全国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把乡镇建成农村服务中心，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加强乡村中小学建设，形成区域性服务中心。在建立城市教育辐射圈和乡村教育区域中心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和规划教育中心建设的合理性，不仅要有效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教学，与名校名师远程对话，参考发达地区的教育课程和内容，还要进行线下的、直接的辅助教学，摸索出适合农村学生的教育方式方法。这就要求科学建设城市教育辐射圈和乡村教育区域中心，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三管齐下，并在实践中根据情况合理安排、不断完善。
从组织力量上说，乡村教育需要大批从事农村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的专业人才和社会组织的参与，在多方主体支持下，发挥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作用，进一步提升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水平。但乡村教育不能仅仅依靠外来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支撑，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离不开对农村有深厚感情的、掌握现代科技和熟悉农村政策的人才根本推进，这些有较强求学欲望和远大抱负的、可能成为未来农村发展带头人的学子，在推动乡风建设、反哺乡村社会、成为“新乡贤”的道路上，将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是帮助乡村能动发展、自主进步的主体，有助于实施乡风文明培育，发挥道德模范引领作用。
当前乡村教育的“冷漠”，不仅是一种关注冷漠，同时也是一种行动冷漠。从农村学生的教育处境来说，由于社会结构和教育体制设计的不公平，乡村及欠发达地区中大多数的学生在应试中处于不利地位，而大部分教育机构和团体也不愿意长期进入资源匮乏、盈利较少的乡村地区，农村学生向上流动和获得成功的机会也相应减少，容易产生自我放逐的心理；从村民的教育意识来说，乡村社会处在转型阶段，部分村民在私欲隔阂下的功利性教育心理是群体性失范的表现，他们利益意识勃发，而责任意识较弱，以致不仅无法提供良好的互补教育环境，还改变了乡村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影响着乡村社会和谐。教育，不仅仅是指儿童和青少年获取知识、掌握生存生活技能的基本权利，更是促进社会生产、引领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立足我国国情，挖掘乡村教育之“善道”，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的善治之路，实现乡村真正德治，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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