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说楼

2019年05月05日
本文作者:顾伯平 太和智库首席文化学者
全文19073字,读完约需42分钟。

 

导语:北大红楼是北京乃至中国极具纪念意义的历史建筑,集老北京大学旧址、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1]策源地、最早在中国传播共产主义和科学、民主思想的地方于一楼。北大红楼建成于1918年,迄今已逾百年。毫无疑义,北大红楼已成为地区、国家、人类历史文化记忆中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地区、国家、人类历史文化记忆必定是由每个人的历史文化记忆汇集而成。值此“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太和智库首席文化学者顾伯平先生特撰文分享在北大红楼工作、学习十年时间的体会与心得。

 

(图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百年红楼历沧桑

 

清朝末年,曾经热闹过一阵子的戊戌变法因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而惨遭失败,百日维新基本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硕果仅存的就是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1916年,时任北大校长胡仁源借款20万大洋,在汉花园(现沙滩)修建预科学生寄宿舍,1918年9月建成后改作北大校部、图书馆和文科用房,被称为第一院,因楼房的主体建筑用红砖砌成,故称北大红楼,也被人们简称为红楼。

 

一、初生红楼红胜火

 

1918年9月,北大文科教务处及文科事务室搬入红楼,随后校部各机构,包括校长、各科学长、庶务主任、校医陆续迁往红楼办公。北大文科开始在红楼上课,同时,北大图书馆也迁往红楼。

 

红楼,建筑外形呈工字型,地面四层半加半地下室,似乎说不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却似乎又有说不尽的特别之处。例如,红楼全楼通体呈鲜艳的血红色,仿佛是谭嗣同[2]等敢为天下先的“戊戌六君子”[3]在菜市口流下的鲜血浸染所成。红楼的红色基因被公认为与生俱来。

 

红楼,自落成之日始,中国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从这里出发,中国的新文化、新思想从这里萌发,中国革命的火种在这里孕育,渐渐变为熊熊烈火,形成燎原之势。从红楼里绽放出的光芒,至今仍然照耀着中华大地,而红楼犹如烈火金刚,历经并见证了中国翻天覆地的风雨沧桑和历史巨变。百年峥嵘岁月,红楼依然屹立。

 

二、大学精神见红楼

 

《大学》开篇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4]大学精神之所以可贵,正是在于“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5]北大红楼是中国现代大学精神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蔡元培[6]出任北大校长以后,提出了“兼容并包”的思想,广泛搜罗各类学术人才,蔡元培打破了北大的旧习惯,改变了传统的观念束缚,对北大教师队伍进行充实和整顿。在教师聘任上不拘一格用人才,他招聘北大教授的唯一标准就是“学问水平”,对于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不论国籍、资历、年龄、思想倾向,都加以聘任,另一方面还辞掉了一些不称职的中外教师。胡适[7]和李大钊[8]27岁时就被聘为北大教授,24岁的梁漱溟[9]更是从一位北大落榜考生直接当了北大教授。

 

当时,著名学者黄侃[10]和胡适同在北大任教。黄侃是古文大家,竭力反对胡适的白话文运动。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却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黄侃答道:“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应叫胡适,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后一时语塞。还有一次,黄侃在北大讲课中,竭力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11]

 

黄侃与胡适文言与白话孰优孰劣之争,谁对谁错,暂且不论,在北大红楼课堂上不同学说相互之间的斗法中,我们可以感悟蔡元培办学主旨“兼容并包”所产生的自由、平等、开放的氛围,中国现代的大学精神便是在北大红楼新旧思想、新旧文化的交锋之中孕育而生。同时,蔡元培开创了“教授治校”的管理方式,“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思想,使得各种流派的学术和思想得以在红楼里自由碰撞,擦出智慧的火花,开创了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思想自由时代。这种自由思想,造就了中国现代的大学精神,当我们回首中国现代大学发展道路时,北大是一座不可逾越的丰碑,而红楼就是承载这座丰碑的不朽基石。

 

民国九年,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生与校长和教员合影留念。前排左起第五位为蔡元培。(图片来源:东方历史评论公众号)

 

三、近现代历史浴红楼

 

红楼从建成之日起,就承载着近代中国民主、科学的历史,孕育着新文化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12]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这本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蔡元培邀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教授,《新青年》阵地也随之迁至北大红楼。《新青年》立足北大,左右着思想界的风云变幻,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大本营。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李大钊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周刊,编辑部也设在北大红楼文科学长办公室。

 

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坚定不移地高举民主、科学两面旗帜,为中国的新文化诞生奠定了基石。新文化运动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弃文言用白话。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主张使用白话来写作,把流行几千年的文言写作传统丢到了一边,并形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群体。红楼不仅孕育了新文化运动,也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大本营。“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正是从这里出发,带领青年学生开辟了新的时代。

 

1918年夏,北大青年学生傅斯年[13]、罗家伦[14]、杨振声[15]等深受《新青年》影响,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下,青年学生在红楼一楼组织“新潮社”,成为《新青年》的友军。参加的进步学生有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顾颉刚[16]、康白情[17]、孙伏园[18]、俞平伯[19]等,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了赫赫有名的人物,在文学史和学术史上都有很高的建树,这是后话。1919年1月,新文化刊物《新潮》正式编辑出版。

 

1919年1月至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即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5月2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从巴黎和会传来,群情激愤,北大学生与各高校学生代表在北大法科礼堂集会,决定把原定于5月7日国耻日举行的示威大游行提前到4日,并且当场在北大学生中推出20名委员负责召集。罗家伦等新潮社负责人带领新潮社成员在红楼紧张地准备第二天游行,红楼里新潮社活动室无疑是“五四运动”期间学生运动的“指挥部”。5月4日上午,北大学生在红楼后面的操场集合排队,从后门出了红楼所在的院子,浩浩荡荡地沿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门行进。当天下午,学生们高呼“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天安门前,举行抗议集会,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

 

1919年5月7日,五四运动中被捕的部分北京高校学生获释,学生们在返校时拍照留念。(图片来源:观察者网)

 

在红楼,留下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探寻救亡图存真理的不朽足迹。共产党最初的创始人“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都在沙滩红楼教书育人、笔耕不辍,探求救国救世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正是在红楼得以传播,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正是在红楼得以孕育,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正是在红楼得以结集。

 

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多次与邓中夏[20]、高君宇[21]等酝酿讨论,建议首先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后来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1920年10月,李大钊与张申府[22]、张国焘[23]在沙滩红楼北大图书馆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后更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继上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和帮助下,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的先进分子也相继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正是这些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立和发展,才孕育出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的伟大历史时刻。

 

四、 伟人名家兴红楼

 

兼容并蓄的校风,让北大红楼里大师辈出,北大教授既有学富五车的旧式学究,又有学贯中西的新式学者。陈独秀、胡适、钱玄同[24]、刘半农[25]、辜鸿铭[26]、周作人[27]、鲁迅[28]、李大钊,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逐渐成长起来。李大钊是中国赞扬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从1918年秋天起,李大钊就以北大红楼图书馆为阵地,组织和领导北大进步学生,开展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从1920年起,李大钊陆续被聘为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史学系教授,系统深入而且联系中国实际地讲授马克思主义学说。

 

1918年,青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并在北大红楼里的图书馆工作了一段时间,在这里他结识了李大钊等人,这对毛泽东此后的思想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于1918年10月进入北大图书馆,并工作到1919年3月。毛泽东当时在图书馆的职务是第二阅览室助理员。

 

毛泽东工作过的阅览室(图片来源:人民网)

 

毛泽东的具体工作是登记每天新到的报刊和阅览人的姓名,同时管理着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北京《民国公报》等15种报纸。毛泽东所做的是极其普通的“杂事”,但北大图书馆给他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李大钊主持下的图书馆,不仅是进步思想交流的重要场所,而且也是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不少进步学生常来请李大钊介绍、推荐宣传新思想的书籍,和他讨论、研究各种新思潮,其中就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北大红楼,毛泽东阅读了各种书刊,接受了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思潮、新学说,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在红楼工作时的毛泽东,也曾遭到当时一些名人名家的慢待式不屑甚至不解(这点在他与斯诺的谈话中谈到过),但无论如何,在红楼的工作和生活是青年毛泽东成长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走出红楼的毛泽东,势必“……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29],开启了中国红色革命道路的新时代,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十年人生经磨砺

 

北大红楼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红楼在我个人的人生历程中亦是一个不可跨越的重要阶段。1979年4月,我到国家文物局外事处报到上班。那时候因1976年唐山大地震给红楼造成了一些损伤,为了进行维修加固,国家文物局办公地点临时迁到故宫博物院慈宁宫内。1979年底至1980年初红楼维修工作结束,国家文物局迁回红楼办公,我从这时候开始进入红楼,一直到1989年7月离开,在红楼工作、学习近十年。

 

一、红楼夜雨伴夜读

 

在红楼工作、学习的十年里,我完成了从一名退役士兵、工人(当时称为以工代干)向干部及国家机关公务员的转变,也完成了从一名普通学习者向一个初级文博学者和文化人的转型。在这座国家机关办公楼兼守望思想的灯塔里,我在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之余,更加勤奋地读书、学习、修养、做人,坚持不懈地感悟人生、叩问旧学、研探新知,积累了许多为人、处事、履职、读书、治学的宝贵知识。在这人生最精华的十年岁月里,我个人的文化之旅从这里出发、文化自觉从这里萌发、文化涵养从这里积蓄、文化自省从这里开始、文化自信从这里确立。

 

国家文物局外事处的办公室所在的房间据说正是毛泽东当年做北大图书馆第二阅览室助理员时所使用过的房间,对刚刚走上新的工作岗位的青年人来说有一种莫大的神秘感,也孕育着某种启示。它可以让人静下心来,一切从头开始,认真学习、努力工作、刻苦读书,许多落雨和落雪的夜晚我都是在红楼办公室拉几把椅子拼接成“单人床”和衣而卧。在这期间,我业余参加在北京市第五中学开设的夜晚补习班学习,补完了高中的课程,为之后的继续学习打下比较扎实的基础,并初步掌握了科学学习的方法。然后通过努力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文博干部专修科(首届,在文博系统俗称“黄埔一期”)念书。在读期间,在老师悉心教育和精心指导下超出20多个“学分”完成学业毕业,还编写并发表了个人最初的学术研究成果,被国家文化部评聘为中等专业技术职称,获提拔到了副处级领导岗位。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30]在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我深切感受到来自红楼神奇而独特的红色精神的感召和陶冶。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坚强的党性、健康的心理、高尚的情操,追求科学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方式,特别注意保持良好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并逐步养成习惯。

 

我于16岁参军入伍,在部队工作、学习、生活了八年多。虽然常有训练、工作、学习中的身体劳累、疲惫,但是生活都由部队统一保障,不用自己操心。退伍到机关工作之后,才深切体会到日常生活过日子的艰辛与不易。刚进入国家文物局时,单位分配的宿舍是一间八平方米的偏厦房,所谓的偏厦是这个房子是搭在另一个院子的围墙上的一个坯,房间小、进深浅,门是朝西开,冬不挡严寒,夏不避酷暑。为取暖烧饭生一个蜂窝煤炉子,只是这个炉子专门与我过不去,经常倒风,一倒风,就怕煤气中毒,所以不敢弄得很严实。南方人本来不会侍候、也从未侍候过这种炉子,火就经常灭。尤其是到了严寒的冬天,许多时候晚上都不能回家,回家太冷了,煤火都灭了,睡觉时盖多少被子加棉大衣都不顶事,所以每到冬天,以及前头说到的落雨、落雪的日子,我都是在办公室拿几个椅子拼起来,看完书就拿几本书当枕头,脑袋枕在书上休息几个小时。第二天在机关同事上班之前赶紧起来,到办公楼的公共厕所快速洗漱,继而投入到新一天的工作、学习中。当然,天气比较好的时候,下班之后还是在那间八平米的“偏厦”里度过,所有的生活用品与活动空间都在这个小房间里,狭小如同画地为牢。全院的公共厕所设在后院阴暗的角落里,极其简陋。回想起来,当时居住和生活条件的窘迫和艰苦程度非常人可以想象。

 

为学先为人,做事先做人。做人、做事、做学问之间,做人是第一位的,这是我在红楼十年里不断腾升的感悟。我始终要求自己保持质朴、厚道、热诚、平实的态度对待他人、对待工作,时时刻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谨言慎行,待人以诚,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计较得失,绝无哗众取宠之意,必有实事求是之心。我虽然是一介凡夫俗子,也有七情六欲,但是自从步入社会之后,我深切地体会到健康对于人的重要,不仅坚持锻炼身体,更是特别注重修身养性,保持心理健康。孟子对于为人处世有过一番经典论述:“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31]这就是古代人恪守的人格底线,“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32],不管是顺利前行,还是身处困境,都应该坚守这些底线。红楼十年,十年夜读,养成习惯,“四书五经”[33]《贞观政要》《资治通鉴》《海国图志》《圣经》《心经》[34]等中国文化暨中国文化史、世界文化暨世界文化史书籍,兼而广泛阅读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著及艺文杂书,以先圣、先贤、先哲为楷模和榜样,不断锻造和锤炼自己的心志。

 

年满十八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我一直坚守共产主义信念,践行入党誓词和党的宗旨。到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工作之后,身份变为国家公务员,我更是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使命,尤其是我在红楼工作、学习的十年,这里到处都是李大钊、毛泽东等革命前辈、伟人、学者的神圣足迹和他们为了革命事业奋不顾身的光辉事迹,深深感染着我、激励着我。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我时常会回想并思考以往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老将军身边工作、学习的情形,观照当时革命先贤先哲在红楼革命工作的情景,自然而然激励自己必须勤奋学习、以勤补拙、求真务实、勇于任事、敢于担当、清廉俭朴,尽心尽力从点点滴滴的具体事务中忠实履行一名国家公务员的职责和义务,努力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人。

 

作者在国家文物局工作期间获颁中等专业技术职称证书。
(图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二、红楼板凳不知冷

 

我在军队服役期间有机会在首长身边做警卫服务工作,能时时直接聆听首长朴实易懂、经典易行的谆谆教诲,耳提面命,刻骨铭心,影响深远。在那得天独厚的特殊环境里可以阅读和观看到许多古今中外经典名著、名篇以及电影作品,精彩章节,美好片段,印象深刻。但毕竟没有受过学校正规系统的教育,也没有专门的时间进行科学系统阅读和学习,更谈不上有什么学术的思考。退伍到国家文物局工作以后,首要就是切实加强系统学习,以补短板。我开始从打牢基础知识做起,在坚持自学的同时,到北京市第五中学补习高中课程,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文博干部专修班,接受正规系统的大学教育,获得了国民教育大专学历。复旦大学作为国内著名高校,名师辈出,教学方法独具特色,学术风气守正创新,特别有幸的是,直接聆听了周谷城[35]、朱维铮[36]、吴浩坤[37]等众多著名教授的教学授课和众多大师名师的精彩讲座,感受到了他们高尚的人格魅力和严谨的治学之风,得到了他们做人和做学问上的悉心指导和引领,开启了问学心志,开阔了文化视野,培养了学术方法,慢慢地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活动。

 

“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说一句空”[38]这句话着实让我明白做学问必须沉得下心,甘于清贫、甘于寂寞,不要凑热闹,不能汲汲于功名,不能急功近利走捷径。这种严谨认真的学术精神自然也深刻而深远地影响着我。我作为一名国家文物事业职能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同时作为一个文物研究爱好者,忠实践行这样的精神,踏踏实实甘坐冷板凳,勤勤恳恳从头开始做,这也使得我在国家文物局期间的工作和学习研究起底就比较扎实而又有开创性。这种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对于文物博物馆专业研究来说极为重要,因为文物博物馆专业研究并不是对于国计民生有近期重要影响力的学科,不像吹糠见米的国防科研或是经济、民生领域的重大课题,而且有些研究必须是经年累月苦熬深钻还不一定能发现端倪,更不要奢望立即出成果、马上见效果。

 

当时,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共四个人,处长是老行政十三级的高知、高干老处长,民国早期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处长学养扎实、阅历丰富、不苟言笑、严肃认真,在我面前就如同泰山、泰斗;副处长解放以前就在华北联大学习、工作,是十五级的资深老干部,工作经验丰富,文字功底深厚,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写公文、怎样写论文;再有一位大姐,出身名门、大家闺秀、聪明圆融、精明强干,在工作、学习以及个人素养方面给予我许多指点和示范。那时,一间不大的办公室就我们四人,我每天必须谨慎勤勉面对如师如兄般的“三座大山”。日日披星戴月,不避风雨寒暑,早八点上班我七点半必到,到单位把扫地、打水、擦桌子、整理内务工作干完,恭候“三座大山”到来。由于本人愚钝,底子薄,基础差,那时工作中经常出错,念过白字、写过错字、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因此就会受到领导的批评和同事们的善意劝导,以及个别人的冷嘲热讽甚至排挤打压。尤其是念白字、写错字,早期因为还没有经过系统学习训练,许多涉及文物的古文字张嘴就念错,被人们当面指责、背后嘲笑。然而,这些不仅没有摧垮我,反而更激励我发奋学习,我暗自想,谁生下来就是专家学者大师,还不是因为有机会长期坚持学习逐步积累提高的吗?只要肯用功并注意及时纠错,这次念错了,下次坚决改正,就不会再错了,这样慢慢积累,长此必将渐渐进步起来。后来从复旦大学毕业之后,许多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周恩来早年所写的“……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39]的诗句时常响彻耳畔,萦绕脑海,激励行动,我常用这诗句的精神激励自己。我深知“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于是我总是笨鸟先飞、以勤补拙,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样才有可能一步步地赶上。我记得当时在国家文物局外事处背诵的第一份业务学习材料是“故宫博物院解说词”,当时我将解说词背熟,无数次拿着书面解说词到各大殿、后宫、各展厅对照“说明牌”实地背诵练讲,争取机会带客人和朋友进行讲解实践。时间久了,我对故宫里的建筑文物大体做到耳熟能详,以至于很多内容和词句现在仍然触景可讲。十年面壁,转为系统苦读的主要还是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书籍。“艰难困苦、玉汝于成”[40],在比较紧张、艰苦、苛刻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中磨练、锤炼、历练过来,使得我的意志更加坚韧,心态更加平和,思绪更加稳定,在此后人生的道路上从容应对各种挫折和磨砺的底气也就充足了许多。

 

三、红楼风范聚名师

 

蔡元培主持北大期间,开先河引荐名师,广邀进步人士为北大教授,同时不拘一格选拔与培养人才。他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41]。一时新思潮勃兴,学术思想为之大变,使当时中国苦闷而没有出路的先进知识分子得到了新生命,获得了新阵地,因而就有冲破桎梏而创造新文学、新文化的勇气,反帝反封建的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自此爆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至1980年代,国家文物局的局长一职由郑振铎[42]、王冶秋[43]两位享誉中外的文化大家先后担任。红楼作为国家文物局办公所在地,自然一如既往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44]。我所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具有极为难得的学习文物、博物馆学方面知识的机会,其中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是参与接待外国领导人和重要友人、专家学者,参与组织各类文物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与筹备各种规模类别的文物出国(境)展览活动。每当此时,我方必然是对等地调派顶级、重量级专家学者出面接待讲解、研讨交流、随展宣讲。这样的过程中往往物可看人所未见,论可听人所未闻,举凡历代各项各类文物的历史背景、流转档案、鉴赏要义和鉴定真伪的秘诀以及各种故事、轶事、趣闻,无不大快朵颐。启功[45]、谢稚柳[46]、徐邦达[47]、刘久庵[48]、杨仁恺[49]、傅熹年[50]、冯先铭[51]、耿宝昌[52]、杨伯达[53]、沈之瑜[54]、马承源[55]、汪庆正[56]等大先生的博学渊识、独到见地、诙谐幽默、音容笑貌犹在眼前。近水楼台先得月,正由于有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工作这样得天独厚的“不二”便利,得以时常受教于顶级专家学者,同时能直接观览到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以及全国各地著名博物馆珍藏的最珍贵的文物、典藏实物。我在红楼十年间文、史、哲方面积累的见识和眼界为我后来开展历史文化、文化力、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打下了十分难得而坚实的基础。

 

勤学而静思,静思而敏求。在谢辰生[57]等先生的指导下,我和德永华等同志合作,编纂了《新中国文物法规选编》[58],并承担主编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文物保护事业进入起步阶段。自20世纪50年代起,国家先后颁布一系列文物保护政令条例,文物保护工作走上法制化、规范化轨道,但1966年起,文化大革命开始,各地兴起“破四旧”的狂潮,对部分文物、古迹肆意打砸损坏,文物保护人员遭受大规模迫害,各地的文物博物馆工作遭受不同程度的冲击。文物保护制度和法规在此期间有的执行不到位,有的散乱不可再见。文革结束之后,迎来了改革开放,国家立即着手文物的保护和修复工作,文物立法和法制建设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随着工作的进展和事业的发展,国家制定出台了许多文物法规制度,此时出版系统性的文物法规制度汇编显得非常急迫。我们编纂完成后,1987年由文物出版社以“国家文物局编”名义公开出版发行,这本《新中国文物法规选编》成为了新中国文物法规第一部公开出版的集成之作,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同时,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物立法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写出了《新中国文物立法的回顾与展望》,对改革开放新时期、新形势下文物立法和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了战略性思考,提出了一些中肯、适用的建议,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博物馆》杂志上。此外,还用一个寒暑的时间蹲档案库仔细查阅原始档案并结合实际工作写出了论文《谈谈中国文物出国展览》,发表在《文物工作》杂志上。在这篇文章里,我阐述了文物在新中国外交和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中的作用和重要意义,深刻分析了文物出国展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这是一篇带有学术价值和对实际工作提供借鉴指导的文章,填补了文物出国展览研究总结的空白,在之后的较长时间里对中国文物出国展览、对外文化交流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在进行文物博物馆专业综合类课题研究的同时,我也参与了一些人文历史类大型图书的编写工作,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有关分卷、《中华文化名人录》部分辞条稿件的编写,《中国全纪录》《中国名著大辞典》《中国当代名人录》《中国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读》《中华正气》等工具类图书的统筹和部分辞条撰写,在撰写这些人文历史类书籍的过程中,我切切实实、老老实实地做田野调查,系统地读书,查找文献资料,开动脑筋,仔细研究,然后再写辞条文字。我也因工作需要,自1982年随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开始,陆续有机会到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图书馆和大学参观学习交流。读书行路,思考实践,我以参加编纂大型历史文化书籍和随团出访交流学习为途径,进一步打牢了学术文化研究的基础。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59],红楼十年,阅读红楼,我最深记忆和体会是:搞文化做学问应当头脑冷静、思维清醒、视角独特、勤学苦问,方能实事求是、守正创新、见解独到、有所建树。以我自己为例,首先应当清醒地明白“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道理,自己作为国家文物局机关干部,不得不放弃选择自己喜爱的文物博物馆学当中某类专门学问为研究方向,实事求是、切实可行地根据自己所学、所拥有的条件和所掌握的学术资源,选择历史学、文化学以及哲学方面综合类(通论)选题,穷学深究,这才有了自己不揣谫陋呈现给社会和广大读者的纯属一管之见的若干文字。

 

(图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结语

 

饮水思源,源于学习,学在红楼,十年面壁。许多东西,必须靠岁月感悟与积淀,红楼本是楼,是楼就必须攀登,犹如人生。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在红楼工作、学习的十年经历确实令我受益匪浅。红楼十年,学养双修,我逐渐养成了刻苦学习、善于学习、坚持学习和不懈攀登的习惯。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学习,只有学习,坚持学习,才是人生进步的唯一途径。

 

北大红楼,我心中永恒的青春记忆与光明憧憬⋯⋯

 

 

注释:

[1] 五四运动:1919年青年学生组织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1919年5月初,当帝国主义阴谋把山东权益交给日本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界群众纷纷表示强烈愤怒。尤其对参与签订卖国条约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恨之入骨。5月4日下午,北京各大专学校3000多爱国学生集会于天安门前,手执各种旗帜、标语,上面写着“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字样,不断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章、陆三人。下午2时,学生开始游行,游行队伍直奔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愤怒的学生捣毁了曹宅的家具,放火焚烧赵家楼。正当学生离开时,军警赶来,逮捕学生32人。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全部罢课。6月3日,北京2000多名学生涌上街头,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活动,几百名学生被捕,“五四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全国。全国数十个大中城市的学生、工人、市民纷纷投身反帝反封建高潮之中。6月3日以后,上海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支持爱国运动。最后,北京政府只得罢免曹、章、陆的职务。6月28日,中国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初步胜利。
[2]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1898年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三十三岁,与康广仁、杨深秀、林旭、杨锐和刘光第并称为“戊戌六君子”。代表作品有《仁学》《狱中题壁》《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等。
[3] 戊戌六君子,指中国历史上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农历戊戌年)由于戊戌变法失败而被慈禧太后杀死的六个主要参与者,六个人分别是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帝,同时逮捕了这六人。1898年9月28日,戊戌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被杀。
[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
[5] 陈寅恪题写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对王国维的称赞,意思是治学求学,思想要灵活,不受条条框框的限制,不能人云亦云,在广纳众生的同时,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6]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葬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
[7]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穈,安徽绩溪上庄村人,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哲学史》《白话文学史》《胡适文存》《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书。
[8]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一,是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同时也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是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在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后,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于1927年4月28日英勇就义,是伟大的革命先烈。
[9] 梁漱溟(1893—1988),蒙古族,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因系出元室梁王,故入籍河南开封。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学大师、爱国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一生著述颇丰,存有《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唯识述义》《中国人》《读书与做人》《人心与人生》等。
[10] 黄侃(1886—1935),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先驱、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1886年4月3日生于成都。1905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师事章太炎,受小学、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曾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山西大学等任教授。后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和“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
[11] 朵渔,《禅机:1849—1949中国人的另类脸谱》,广西人民出版社。
[12] 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安庆)人,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革命家、改革家、启蒙思想家、民主主义者,新文化运动发起者,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倡导者,五四运动总司令、思想指导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1942年5月,在四川江津(今重庆市江津区)逝世。主要著作有《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陈独秀思想论稿》《陈独秀著作选编》等。
[13]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著名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影响深远。
[14]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柯桥镇江头人。“五四运动”的命名者。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了唯一的印刷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
[15] 杨振声(1890—1956),字今甫,亦作金甫,笔名希声,山东蓬莱(今蓬莱市)水城村人。现代著名教育家、作家、教授,曾任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校长。
[16] 顾颉刚(1893—1980),著名历史学家。江苏吴县人。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曾任北京大学助教,中山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诚明文学院等校教授,北平研究院研究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院士,《文史》杂志社总编辑,大中国图书局编辑所长兼总经理。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是我国“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主要著作有《古史辨》《汉代学术史略》《两汉州制考》《郑樵传》等,与人合著《三皇考》《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国历史地图》等。
[17] 康白情(1896—1959),字鸿章,四川安岳县来凤乡人;中国白话诗的开拓者之一。毕业于北京大学,1918年秋,与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康白情及新潮社成员参加了这一运动。同年7月召开“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大会。同年和李大钊等人创办《少年中国》月刊。1920年留学美国,1926年回国在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任教,建国后,先后在中山大学、华南大学担任教授。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病逝于返乡途中。著有诗集《草儿》《河上集》等。
[18] 孙伏园(1894—1966),原名福源,字养泉,笔名伏庐、柏生、松年等。浙江绍兴人。现代散文作家、著名副刊编辑。1911年在浙江山会师范学堂读书,鲁迅的学生。“五四运动”时期加入文学社团新潮社并任干事。编《新潮》月刊,主编北京《国民公报》副刊。建国后,被任命为政务院出版总署版本图书馆馆长,其著作主要有《伏园游记》《鲁迅先生二三事》。
[19] 俞平伯(1900—1990),原名俞铭衡,字平伯。浙江湖州德清东郊南埭村(今乾元镇金火村)人,出生于江苏苏州。散文家、红学家,新文化运动初期的诗人,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主要著述有《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冬夜》《古槐书屋问》《古槐梦遇》《读词偶得》《清词释》《西还》《忆》《雪朝》《燕知草》《杂拌儿》《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燕郊集》《唐宋词选释》《俞平伯全集》。
[20] 邓中夏(1894—1933),字仲澥,又名邓康,湖南省宜章县人。中共第二届、五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工人运动领袖,“五四运动”主要领导者之一 ,参与创办《中国青年》杂志,代表作品《少年同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等。
[21] 高君宇(1896—1925),原名高尚德,字锡三,山西静乐人。“五四运动”时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1920年与邓中夏共同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二、三届中央委员。1925年在北京病逝。
[22] 张申府(1893—1986),名崧年,张岱年之兄,河北献县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哲学家,数学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罗素研究第一人,张国焘由他介绍进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又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大革命时期因政见不同退党。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1957年被打为右派分子,曾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6年逝世,享年93岁。代表作品《所思集》《张申府文集》。
[23] 张国焘(1897—1979),字恺荫,又名特立,江西萍乡县人(今萍乡市上栗县)。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领导人之一。1916年,进入北京大学读书,“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1920年10月,创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1932年进入鄂豫皖苏区,成为根据地事实上的领导者。1935年4月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懋功会师后,反对中央北上的决定,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1937年3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受到批判。1938年4月初,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中国国民党。同年4月18日被开除党籍。不久加入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上演了一幕“中共创始人反对中共”的闹剧。1974年著有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1979年逝世于加拿大多伦多。
[24] 钱玄同(1887—1939),原名钱夏,字德潜,又号疑古、逸谷,常效古法将号缀于名字之前,称为疑古玄同。“五四运动”前夕改名玄同。汉族,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市)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五四运动”时期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字改革,曾倡议并参加拟制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20世纪初在日本留学。20世纪30年代为《世界日报》副刊《世界语之光》题写刊名。著有《文字学音篇》《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古音无邪纽证》等论文。
[25] 刘半农(1891—1934),江苏江阴人,原名寿彭,后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半农,晚号曲庵,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1934年在北京病逝。主要作品有诗集《扬鞭集》《瓦釜集》和《半农杂文》。
[26]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祖籍福建惠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27] 周作人(1885—1967),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浙江绍兴人。是鲁迅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28]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29] 《沁园春·长沙》是毛泽东所写的一首词,时间1925年12月,出处《诗刊》1957年1月1日,该词通过对长沙秋景的描绘和对青年时代革命斗争生活的回忆,抒写出革命青年对国家命运的感慨和以天下为己任,蔑视反动统治者,改造旧中国的豪情壮志。全词在片语之间,融情入理,情景交融。
[30] 周振甫,《周易选注》,中华书局,1998年。
[31]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
[32]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
[33] 四书五经是四书、五经的合称,泛指儒家经典著作。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部。《礼记》通常包括三礼,即《仪礼》《周礼》《礼记》;《春秋》由于文字过于简略,通常与解释《春秋》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分别合刊。四书之名始于宋朝,五经之名始于汉武帝。
[34] 心经(佛教经典),一般指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35] 周谷城(1898—1996),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自1942年秋起,一直在复旦大学执教,任历史系主任、教务长等职。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曾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主席。一生著述甚丰,专著有《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10余种,治学兼涉史学、教育学、哲学、美学和政治学,持论通辟,坚于求真,自创新说,成一家之言。
[36] 朱维铮(1936—2012),祖籍江苏无锡。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门化,留校任教。他师承陈守实、周予同先生,继承了复旦优秀的史学传统,治学能力和成果在早年即为学界所瞩目,是1980年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主持整理、编选和校注多种重要典籍,是促进国际文史学术交流合作的先行者。代表作品《走出中世纪》《孔子思想体系》《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朱维铮史学史论集》《十大史学家》。
[37] 吴浩坤(1930—2017),生于江苏宜兴,1952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1959年6月—1978年7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资料室工作,1978年8月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任教,1983年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文博教研室主任,1989年担任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代表作品《中国甲骨学史》等。
[38] 范文澜,《范文澜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39] 周恩来诗句《无题》,此诗作于1917年,作者赴日留学前夕,时年19岁。
[40] 张载在《西铭》中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是指贫穷卑贱和令人忧伤的客观条件,其实可以磨炼人的意志,用来帮助你达到成功。这句话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成为很多名人发奋努力的座右铭。它演变而来就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张载还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传世。
[41]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1918年11月。
[42] 郑振铎(1898—1958),字西谛,笔名有郭源新、落雪等,出生于浙江温州,原籍福建长乐。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训诂家。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1932年,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1949年后历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等。曾编集出版《中国文学研究》三册等。
[43] 王冶秋(1909—1987),又名野秋。安徽霍邱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曾任共青团北京市委秘书、霍邱县委书记。1932年参加左联。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冯玉祥处任教员兼秘书。1947年后任北方大学、华北大学研究员。建国后,历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局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顾问。是中共十一大代表,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著有《民元前的鲁迅先生》《琉璃厂史话》等。
[44] 唐·刘禹锡《陋室铭》。
[45] 启功(1912—2005),自称“姓启名功”,字元白,也作元伯,号苑北居士,北京市满族人。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鉴定家、红学家、诗人。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九三学社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世界华人书画家联合会创会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
[46] 谢稚柳(1910—1997),原名稚,字稚柳,后以字行,晚号壮暮翁,斋名鱼饮溪堂、杜斋、烟江楼、苦篁斋。江苏常州人。擅长书法、绘画及古书画的鉴定。初与张珩(张葱玉)齐名,世有“北张南谢”之说。历任上海市文物保护委员会编纂、副主任、上海市博物馆顾问、中国美协理事、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上海分会副主席、国家文物局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组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等。著有《敦煌石室记》《敦煌艺术叙录》《水墨画》等,编有《唐五代宋元名迹》等。
[47] 徐邦达(1911—2012),字孚尹,号李庵,又号心远生、蠖叟,浙江海宁人,生于上海。早年从事美术创作,1947年曾在上海中国画苑举办个人画展。1950年调国家文物局,主要从事古书画的鉴定工作。1953年以各地征集和收购到的3500幅珍贵书画作品为基础,重建故宫博物院书画馆。1978年起,奉派到各地收藏书画,历时8年。期间又曾去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国鉴定书画藏品和参加学术研讨会。
[48] 刘久庵(?—1999),著名书画家、鉴赏家、文物专家,与徐邦达、启功、谢稚柳、杨仁恺等被世人尊称为“五老”。他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书画鉴定专家。
[49] 杨仁恺(1915—2008),号遗民,笔名易木,斋名沐雨楼,四川岳池人。享誉海内外的博物馆学家。书画鉴赏大师、书画大家、美术史家。曾任中国古代书画七人鉴定小组成员、中国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辽宁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鲁迅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导师,辽宁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
[50] 傅熹年(1933—),著名建筑历史学家、文物鉴定专家,启功先生的私淑弟子。祖籍四川省江安县,1933年1月生于北京。195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兼职教授。
[51] 冯先铭(1921—1993),中国古陶瓷鉴定专家。原籍湖北汉口(归武汉市管辖)。1942年—1943年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西语系。1947年供职于故宫博物院,1956年以后,专门从事陶瓷艺术研究,任陶瓷组组长。1978年在故宫博物院研究室先后任副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代表作品《中国陶瓷史》。
[52] 耿宝昌(1922—),祖籍河北束鹿(今辛集市,归河北省直接管辖),文物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会委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首都博物馆顾问、炎黄艺术馆鉴定委员会会长。长期从事中国古陶瓷及其他古代工艺品研究,重点研究历代陶瓷。
[53] 杨伯达(1927—),辽宁旅顺人,祖籍山东蓬莱。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玉器文物及工艺杂项鉴定专家。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北京大学考古系玉器硕士生导师。
[54] 沈之瑜(1916—1990),原名茹志成,曾用名茹茄、鲁楷,浙江杭州人。1935年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毕业,留校当助教。建国前曾任苏中抗日根据地《滨海报》编辑、苏浙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参谋、华中雪枫军政大学文工团和华东军政大学文工团团长。建国后历任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美术室主任,上海市文化局社文处副处长、处长、上海美术工作者协会党组副书记,上海市新成区文化局局长,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馆长和名誉馆长、研究员、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副校长。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协会副理事长。
[55] 马承源(1928—2004),浙江镇海人。1952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1954年起就职于上海博物馆,历任保管部副主任、青铜研究部主任和上海博物馆馆长。主要从事青铜器、简牍研究和鉴定。曾任上海博物馆顾问、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保利艺术博物馆顾问、中华世纪坛名誉馆长。代表作品《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
[56] 汪庆正(1931—2005),江苏苏州人。出生书香门第,自幼对文物兴趣浓厚。著名文博专家。他对中国古代陶瓷有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对瓷器有很高的鉴定水平,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57] 谢辰生(1922—),江苏武进人。曾任郑振铎业务秘书,著名文物专家,曾主持起草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前言,第一次明确提出文物的定义。中国文物学会名誉理事长。
[58]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编《新中国文物法规选编》,文物出版社,1987年。
[59]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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