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随着中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老有所养问题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越来越被各界所重视。中国的人口抚养结构存在地区性差异，城市化进程也深刻影响着城乡人口抚养结构变化。意大利摩德纳大学经济学系公共政策分析中心学者米凯乐·布鲁尼教授在其研究报告中专门对这一趋势进行了量化分析。现将报告相关内容编译如下，供研究参考。
人口转型对于一些人而言，只是人口学家口中的理论，而对于人口学家来说，则是统计上的常规现象。它被定义为从“传统人口平衡”转向“现代人口平衡”的过程。“传统人口平衡”特点是生育率和死亡率都较高，而“现代人口平衡”则是生育率和死亡率都较低。
就世界范围内的人口转型经验来看，促成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有二：一是生育率的下降，二是寿命的延长。如果说医疗改善促进了预期寿命延长，那么生育率下降则是“人口转型”（DT）的结果。因此，世界各国总生育率的变化是人口转型的重要指标。根据联合国人口司1950年的调查，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国家（103个）平均每个妇女生育超过6个孩子，仅有28个国家的妇女生育率低于3个孩子（见图1）。而60年之后，情况发生逆转，只有6个国家的总生育率超过6个，132个国家的总生育率低于3个，其中71个国家的总生育率低于替代率水平。
由此可见，人口转型正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如今已经成为影响广泛、程度深远的世界现象。同时，数据也清楚表明，人口转型必然带来“现代人口平衡”，已经有71个国家的总生育率降到了2个以下，且本世纪此类国家会越来越多。因此，人口转型将极有可能以“人口革命”的方式实现，这最终将终结世界人口从18世纪以来持续增长的时代。
在世界人口转型的大背景下，由于自身国情的特殊性，中国本世纪面临更为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重大挑战。对于人口转型与人口老龄化，中国学者持有两种不同观点：消极者认为，即将年满60至80岁的人口将带来严重问题；积极者则坚持，中国凭借独有的“中国方式”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应进一步调整社会福利制度、提高整体效率，以应对社会剧变的需要。在养老金体系上，由于担心老龄化带来的持续性问题，中国政府不得不重复发达国家所经历的道路，包括提高退休年龄，建立第二和第三支柱产业，将养老金固定待遇制转化为缴费确定制。同时，建立和深化长期护理制度框架。随着老年人口尤其是70岁以上人口的增加，中国必将面对这一严峻挑战。目前，地方政府正在试点，以求找到未来适合全国推广的模式。
人口抚养比（TEDI）是指衡量劳动人口抚养非劳动人口比率的重要经济指标，其测算方式是非劳动人口除以劳动人口，再乘以1000。根据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发布的公开数据，1995-2015年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平均值为761，整体发展呈现U形。这其中包括了一些比较小的时间段，比如1995年，每1000个就业人口除了本人以外还要抚养779位受抚养人，此数值在2004年下降为750，而2015年上升为775（见图2）。
这一人口抚养比变化是人口长期走向与经济周期和长期趋势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中国，长期趋势占主导地位。从图3可以看出：一是总人口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均逐渐下降；二是1995-2004年间，就业平均增长率超过总人口增长率和无业人口增长率；三是2004-2015年间，情况逆转，就业平均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和无业人口增长率。
老龄化影响中国所有的省（区、市），但各地的年龄结构差别也很大（见图4）。具体而言，老龄人口比例最高的是重庆市，占14.1%，最低的是西藏自治区，占5.5%。11个省（区、市）的老年人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总体来看，幼龄人口比率从西部到东部逐渐下降；相反，老龄人口比率从西部到东部逐渐上升（见地图1）。但少部分人口相对年轻的省份在东南地区，而人口年龄最大的重庆市和四川省（老年人分别占14.1%和14%）则在西部地区。
关于抚养人口指标的相关因素，从图5可以看出，事实上，总抚养比和老年人比率之间呈负相关。换言之，总抚养比最高的省份也是幼龄人口受抚养比最高的省份。这些省份仍然处在人口转型初期，在不久的将来，其总抚养比将趋于下降，原因是劳动适龄人口的增加。但也应看到，由于自然原因或移民原因而拥有更多劳动适龄人口的省份，总抚养比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上升，原因是劳动适龄人口的下降和老龄人口的上升。
从各省（区、市）人口的年龄差异可以看出针对具体省份进行人口预测非常重要。老龄化的应对政策也应根据不同省份的老龄化水平及预测结果作出。
根据普查数据，2010年各省（区、市）人口抚养比分布很广（见图6）。经济负担最重的是天津市，每1000位职工要抚养1047位其他人员；最低的是山东省，每1000位职工抚养628位其他人员；只有8个省低于全国平均值。学生在所有受抚养人口中占比（第二栏）最低的是北京市（14%），最高的是贵州省（66.2%）。
就人口转型背景来说，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见证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迁移过程——到目前为止，约有3亿人口从农村地区转入城镇地区及沿海省份。这些国内移民是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动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深刻影响着中国人口的城乡二元结构。
从图7的数据测算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总人口的增长正在逐渐下降，从1995-1996年的每年1200万，下降到2014-2015年的700万以下。这一时期，中国人口受城乡人口再分配的影响：1995-2015年间农村人口平均每年下降1280万；城镇人口年均增加2100万。而这一巨大的城乡人口再分配与城乡就业再分配相伴而行。平均下来，农村地区每年丧失600万个劳动力，而城镇地区每年增加1070万个劳动力。同时由于城市化，城镇人口已经从1995年的29%上升到2015年的56%，就业人口从28%上升到52.2%。
此外，如果将移民放到户籍制度下考虑，每个地区都有两类人口：即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就全国而言，流动人口占到总人口的20%。在北京和上海，流动人口数量更大，常住人口不到40%。沿海的浙江和福建，常住人口约占60%。由于发放居住证还处在起步阶段，流出地区和流入地区的精确统计数字都会受到影响。统计误差主要源于流动人口。事实上，受行政因素影响，农村地区如果多报人口的话会从政府获得更多福利，而城市则会少报人口以符合人口控制的目标，因此这里的统计测算仍然存在一定误差。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在人口抚养比的变化中也展现了不同特点。图8比较了城乡人口抚养比的水平和趋势，并将之与国家水平相比较。与先前的预期相同，城镇人口抚养比明显高于全国和农村，即城镇人口抚养负担更重。1995-2015年间，城镇人口抚养比的平均值为940，其每年的变化方向都与全国和农村的方向相反：从1995年的847达到了2003年的最高值997，然后下降到2015年的908。同一时期，农村人口抚养比的平均值为677；2005-2007年间从753下降到最低值611，然后上升到当前数值，稍高于620。
关于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年度人口和就业增长，如图9所示：一是1995-2003年间，农村地区人口增长率比就业增长率高，2003年之后情况逆转；二是农村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都为负值；三是2005年以前，人口增长绝对值一直较低，之后则基本较高。
城乡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受过去30年中国国内移民活动影响更为显著：农村地区幼龄及老龄人口比例很大；城镇地区则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大（见图10）。此外，中国0-15岁人群（16岁后将进入工作年龄的人口）和50-64岁人群（几乎等于同时期已经在工作的人口）比值是94.5%，显示中国整体是劳动力减少趋势，其中尤以城镇地区更为明显，二者比值为85.4%，农村地区恰好相反。这就说明，在一段时期内，城镇地区仍将继续为年轻的农村人口提供工作机会，人口国内迁移还将持续。
对人口普查数据稍作调整即可估算出城乡地区具体人群的人口抚养指标。将0-15岁人口界定为幼龄人口，16-64岁人口界定为适龄劳动人口，在现有的64岁以上人口就业数据基础上，仅考虑非在职的老年人口，以此获得的具体人群抚养指标既体现了之前提到的年龄结构层次，也体现了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不同（见图11）。正如预想的那样，城镇地区存在很大比例的非活跃适龄劳动人口；农村地区则存在很大比例的学生及稍高比例的老人和退休人员。
以上分析显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城市化进程会引起就业率的下降和中间年龄人群就业的过度集中，进而导致人口抚养总指标的上升。其量变的规模与速度取决于城镇地区在两大冲突力量影响之下，就业持续上升的速度。这两大冲突力量，分别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的扩张，以及技术创新与机器人产业生产力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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