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系统塑造“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话语体系，极力推进非安全议题的“安全化”，形成经济与政治包裹互嵌的泛化安全观。安全议题的泛化，导致反恐权重被冲淡，反恐逐渐沦为特朗普政府与盟友进行军演和政治博弈的借口和工具。中国应警惕特朗普泛化安全的国际效应，强调经济“发展”维度，削弱其“安全”维度，提升经济合作共赢的国际话语影响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请看中国人民警察大学边境与出入境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反恐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郭永良先生对相关问题的见地。
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上台后，以权力斗争、零和博弈和大国竞争重新界定美国战略，通过“不确定性”的商业套路给全球治理带来重重迷雾。这使得，逆全球主义、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迅猛抬头，美战略指导方针从自由主义开始向现实主义过渡，国内政治生态急剧转向，特朗普本人也成为二战后最富争议的美国总统。
由于特朗普政府关注点的转移，学界普遍认为美战略重心从国际反恐战争重回国内发展和大国博弈。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对华态度的变化。特朗普改变了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贯的“接触战略”，大打“贸易战”，推进印太战略，撬动东北亚局势，干涉台海稳定，染指南海问题，掣肘“一带一路”建设。尤其，在非传统安全肆虐的今天，特朗普要求美军做好应对“主要战争”（Major War）的准备，强调“以实力促和平”，甚至将“军事”置于“外交”之前，目标自然是大国军事冲突和地缘政治较量。特朗普的种种行为似乎表明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位阶下行，反恐已成为“昨日黄花”。
事实远比表象复杂。虽然，“拼经济”是特朗普的执政核心，大国竞争是其核心使命的国际延伸，但其对“安全”的关注较美之前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特朗普大力推进美传统上的非安全议题“安全化”，塑造“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话语体系，并将经济与军事、意识形态等议题捆绑，试图构建经济与政治包裹互嵌的特朗普式安全观。在这个观念指引下，特朗普并没有完全改变美执政者对恐怖主义的惯性关切。
事实上，“9·11”之殇给美国人民带来的集体记忆，以及国际国内恐袭活动的猖獗之势，时刻提醒特朗普政府反恐斗争的迫切性。就前者而言，在一年一度的“9·11”纪念活动中，幸存者讲述着“‘9·11’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提醒美国人民要提防未来的恐怖袭击。特朗普在2017年当选总统后首次出席“9·11”纪念活动时也称，“9·11”事件是自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本土遭受的最严重袭击，美国人民要团结起来，以御外敌。
就后者而论，2017年9月，美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报告称，“9·11”以来，美共抓获215名本土“圣战”分子，其中137名与“伊斯兰国”有关联。2003年以来，共发生145起涉及美本土“圣战”分子的案件，仅2017年一年就有17起。报告称，美本土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正呈上升态势。
上述情况的持续存在，使得志非反恐的特朗普，亦不得不将反恐作为一项重要议程。自2017年1月上台，特朗普执政将满20个月，在商人向政治人物的角色艰难转化过程中，特朗普的反恐思想也在美颁布的诸多战略文件中逐渐明朗。那么，一个前商人会怎样思考一个大国的反恐设计和全球战略布局？
据媒体披露，特朗普政府将在年内发布新的《反恐战略》，以取代奥巴马时期的《2011年反恐战略》。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看，特朗普的反恐战略可勾勒为“一点四面”。
“一个出发点”，即特朗普看待国家安全、世界格局和反恐重点的视角发生重大变化，重新塑造了美反恐战略的逻辑起点。特朗普不再继承和延续奥巴马时期较为审慎和中立的“暴力极端主义”（Violent Extremism）称谓，放弃“政治正确”，不惜渲染恐怖主义的宗教色彩，宣称美面对的是“吉哈德恐怖主义”（Jihadi Terrorism）挑战。特朗普认为，吉哈德恐怖主义旨在全球建立极权主义国家，伊斯兰“哈里发”势必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恐怖主义威胁。这些认知的变化，从根本上决定了特朗普反恐战略的特点和走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去极端。特朗普坚信恐怖主义与宗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思想上的问题，导致其惯于通过网络、监狱和社区等进行极端行为。据华盛顿智库“新美国”统计，自“9·11”以来，已有408人被指控在美国境内外从事“圣战”或相关恐怖活动，更多呈现出本土化趋势。仅在2017年，联邦调查局就对约1000名本土暴力极端分子和约1000名与“伊斯兰国”相关的恐怖分子进行了调查。因此，特朗普政府大力推行去极端化，将社区合作办公室重组为预防恐怖主义合作办公室，强调教育的作用，以提升社区群众的警觉意识，加强人们对本土及境外极端行为和可能迹象的识别。
二是出入境管制。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就猛烈抨击美移民体系中的“家庭团聚”规则（Chain Migration）和多样化签证计划漏洞百出，无法阻止恐怖分子的潜入潜出。同时，特朗普认为必须在美墨边境修筑隔离墙，清除非法移民。除此之外，特朗普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限制人员进出美国境，以杜绝可能的恐怖威胁，包括：完善恐怖主义数据库，更新“禁飞”名单，加大出入境旅客和行李检查，加强刑事制裁及对特定国家护照限制。
最引人注目的是“旅行禁令”。2017年1月，特朗普履新总统一周之后就签发了第13769号总统令，要求限制来自也门、利比亚、乍得、叙利亚、索马里和伊朗的旅客及朝鲜和委内瑞拉的部分官员进出美国。这项命令因遭受诉讼而无法如期实施，特朗普便用第13780号总统令替换之前的命令。美国土安全部声称，总统令提高了其审查外国居民的标准，加强了美国政府防范恐怖分子进入进出美国的能力，仅2017年就对2254个涉恐名单进行了筛查，阻止了恐怖分子出入美国。
特朗普对难民申请也毫不留情，要求对来自埃及、伊朗、伊拉克、利比亚、马里、朝鲜、索马里、南苏丹、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等11个“高风险国家”的难民申请进行严格筛查。美难民入境计划给出的2018年难民名额为4.5万人，大大低于2017年的11万人。今年2月，特朗普还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授权国土安全部等联邦机构建立由国土安全部领导的国家审查中心，加强对进入美国人员和难民的安全审查。
三是网络和飞行器管控。越来越多的恐怖分子开始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和加密软件进行沟通联络开展恐怖袭击，还有更多的恐怖分子开始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来寻找可能的反恐疏漏，以实施低成本、高死亡率且能博取眼球的恐怖袭击。2017年起，美开始要求脸书等公司承担更多的反恐责任，筛查网络上的涉恐信息，并采取了更为严苛的飞行器管控。
四是军事斗争。在国际上，特朗普政府呼吁其盟友加强对非国家暴力行为体的进攻态势，掌握斗争主动权，提升国际反恐联盟在叙伊战场上的作战强度和烈度，并与俄罗斯、伊朗争夺中东反恐主导权，声称“反恐要治本”（Pursue Threats to Their Source）。加强反洗钱工作，并与欧盟展开深入的反恐合作。在特朗普政府和欧盟的共同推动下，2017年12月美欧新增34条行动计划，作为对2016年欧盟和美国联合声明的补充，大力强化北约的军事演习和反恐合作。
通过观察特朗普的反恐战略，可以发现其改变了小布什的反恐战争观念，将奥巴马模糊反恐战略精准化，并将关注重心从国际转到国内，无论是去极端、出入境限制还是网络和飞行器管控，均围绕美本土安全进行考虑。
在国际上，特朗普并非真心反恐，而是将其列为战术性选项。反恐被其用作深化盟友关系的理由和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而非开展全球安全治理和完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本质要求。比如，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推进过程中，特朗普先后多次指责巴基斯坦反恐不力，明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也要看到，特朗普政府的反恐战略有着强烈的时代背景，特朗普不仅以其特有的行为方式纠正之前的美战略，而且有更大的谋篇布局。我们要洞察特朗普泛化安全事项、互嵌安全议题的战略图谋。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的永恒命题，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冷战后，大国军备竞赛生产的武器开始流向弱小国家和矛盾集中地区，裁掉的军人流向雇佣军、私人安保公司及恐怖组织。冷战使得美长期关注国家行为体，而导致非国家暴力行为体坐大成势。以恐怖组织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招募人马、筹集资金、购买武器，实施了现代民族国家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暴力活动。暴力行为的非国家化和碎片化是当前全球安全治理的一个显著特征。特朗普上台，面对布什和奥巴马因反恐而留下的财政漏洞，在经济低迷环境下，大提特提经济领域的安全化，并以一个前商人的成功之道治国理政。
特朗普上台以来，短短一年多时间，以经济安全为突破口，声东击西，初步实现安全议题的泛化。安全是一种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经济安全一旦被提上日程，立刻就会变得比其它任何议题都重要，并因此获得绝对优先讨论的地位，背后的潜在逻辑是：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所有别的问题都没有谈的机会和必要。特朗普以其特有的民粹性话语风格，强调经济安全化、塑造媒体安全化（指责媒体报道“假新闻”，是美国的敌人）、推行意识形态安全化，并轻易地以安全为由大打贸易战、媒体战、发展模式战，对但凡危及美利益的国家都大扔“三板斧”——威胁、毁约和制裁。随着安全议题的泛化，反恐的重要性逐渐被其他安全事项冲淡。虽然恐怖威胁依旧严峻，但反恐权重已退位于其他议题，成为维护美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补充或者斗争工具。
“安全化”或者说“安全泛化”的极端表现形式是冷战，即一个国家“安全化”其全部领域，这样一来，对外合作将无从谈起。特朗普的经济安全化是一个危险的开始。这不仅是传递给美各界的危险信号，也是传递给世界的危险信号。对多元的美国来讲，安全信号的传递会使美各界在不自觉中受特朗普设定的“政治正确”影响，在各种活动中考虑安全因素，而使得国家交往和民间交流效果都大打折扣。对世界来讲，特朗普经济安全话语的塑造，使得各国在国际交往中将纯粹的经贸合作纳入安全范畴考量，形成对经济援助和互利共赢的潜在疑虑，进而为西方抹黑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和中非合作制造借口。
对于中国而言，首当其冲的是要保持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中非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增强中国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其次，要深化道义外交，占领国际道义的制高点，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人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增进国际社会对我政党制度、发展道路、对外政策的理解和认同。再次，要维护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的大局，积极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锤炼军队遂行作战（不限于反恐）、战略投送、战略预置的能力和水平，加强维和执法和民间安保公司建设，保障我境外利益和安全权益。这是中国未来发展方略的基本方向。
与此同时，要更加注重引领全球安全治理，在占领道义制高点基础上，努力增强我在国际社会中设置议程、构建话语和制定规则的能力。尤其要着力推进国际社会的“去安全化”进程，避免中美新冷战格局的形成。要削弱国际经济合作、发展道路和意识形态上的“安全维度”话语影响力，避免被特朗普安全话语牵着鼻子走，“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通过经济“发展维度”的强调和话语塑造，实现全球范围的合作共赢，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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