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之路”，顾名思义，就是经历过从兴到衰，在探索中走向再次兴盛的道路。在中国复兴这一进行时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各角度不同正能量观点的交锋与融合，将更有利于我们统一认识，凝聚精神。近期，太和智库邀请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先生，从宏观历史大视野分析评说近两个世纪以来国人探索中国道路的艰难曲折、近40年改革开放成功转型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新时代实现国家复兴的目标与期待。学术研究百花齐放，欢迎读者争鸣。
现在是公元2018年，让我们回到1816年。那一年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事情，中国的嘉庆皇帝拒绝接见英国派来的使节阿美士德，原因是后者不肯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中国人瞧不起这个不懂礼仪的蛮夷。在嘉庆皇帝让他带给英国国王的信中，最后两句话的大意是这样的，“你们国家离我们太远了，没有必要那么远过来，只要你们把自己的老百姓管好，我作为天子就放心了”。 阿美士德秉承的使命是与清政府就稳定和扩展对华贸易进行谈判，但磕头这关没过，就没能将贸易诉求送到嘉庆皇帝的桌案上。中国皇帝与士绅精英对外面世界的观念与现实是如此悖离，这就预兆着中国在即将到来的中西文明冲突中将节节败退与受挫，预兆着危机时代的到来。事实上，中国五千年历史即将在这里发生转折。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我们以十年为一个阶段，来比较一下中国的国运。
1841年，虎门战役中，中国军队将士伤亡与被俘合计起来2千至3千人，而英军方面仅5人轻伤。双方军事上的差距可见一斑。
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内战烽火燃遍大半个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大悲剧。中国最富裕的三个省（浙江、江苏、安徽）的人口死亡率达到45% 。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英法联军近18000人，只占当时中国人口数的二万分之一，居然能势如破竹地长驱直入，轻而易举地攻占北京，差一点把北京给烧掉，火烧圆明园已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屈辱的象征符号。更为惨痛的是，整个19世纪60年代，中国因不平等条约损失了大量土地。19世纪60-70年代，陕西和甘肃等地回汉民族矛盾上升为相互仇杀，民族暴乱最终由左宗棠平定。80年代，中国出现遍及17省的罕见旱灾，伤亡惨重。
19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更大的危机时代。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六年半以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三十年付清，利息加起来是九亿八千万两白银。中国在短短六年半的时间里，对外赔偿高达十几亿两白银，中国陷入空前灾难，险遭瓜分。
20世纪第一个十年，清王朝不得不开始进行认真的改革。但1904年发生了日俄战争。日本人得到了在东北的驻军权、铁路管理权、租界权。日本在获得屯兵东北特权的同时，也找到了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借口。众所周知，以“九一八事变”为标志的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国的大灾难。
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军阀混战，战争一直打到1928年，中国几乎进入了一个碎片化时代。1928年，张学良的“改旗易帜”，加入中华民国，好不容易使中国迎来了统一的局面，但也只是形式上的统一。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1937年又爆发“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口损失以千万计。
中国的20世纪40年代是在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中度过的，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和紧接下来的四年内战打得中国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才算站起来了。但是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一直持续到1953年才结束。接下来是初级社、高级社、合作社、人民公社，到大跃进。1959—1961年则是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1966年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到现在，中国的GDP以平均9.4%的速度增长了近40年，人均GDP达到8700-9000美元，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有了巨大的提高和改善。
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说是后发优势，但后发优势可以适用于除发达国家之外的很多国家；有人说是人口红利，但人口红利并不意味着经济的必然增长；还有人说是溢出效应，所谓溢出效应就是杯子里的水装满了，一定要漏到盘子里去，我们中国就是一个盘子，杯子就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发明会溢出到中国。但以上非根本原因。
我们的解释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很多西方人听不懂这个概念。我曾经用非常简练的语言向一个外国学者解释什么叫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架构下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一个开明的强势政府引导下的市场经济发展。如果谈中国发展模式有什么特点，就是开明的权威政治加上市场经济。
从后发展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来看，必须建立起强有力的强势政府，才能维持现代化过程需要的政治稳定，才能有效地整合社会各种资源，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舍此没有其他成功的道路。我今天讲的主题就是，中国近200年是如何经历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以及新中国几代领导人的摸索，最终形成今天这样的强势政府体制。说一句大白话，中国追求一个有市场经济导向的、开明的强势政府的艰难历程，长达一百多年。当前中国的国运很好，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找到了一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正确发展道路，这个发展道路核心的两点就是强有力的开明制度加上市场经济。
我们必须从清王朝开始讲起。客观地说，清王朝的国家治理能力比其前面传统专制王朝相对而言强得多。清朝皇帝比明朝皇帝素质高得多，智商总体都不错，相对于明、元朝统治家族，爱新觉罗家族前几个皇帝，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更有责任感，更为勤政（明朝万历皇帝居然可以二十年不上朝）。甚至慈禧太后在晚年的时候都不得不清晨四、五点钟起床，因为这是祖训。而且清朝的国力也很强大。
假设清王朝能成功地应对西方的挑战，按照它的国力、皇帝的素质、国家的权威以及对国家的治理能力，或许可以形成一个开明专制的局面。有些后发展国家在面对西方挑战的时候，最初也是由专制帝制转变为开明专制。清王朝如果一开始走上这条道路，中国命运也许不会那么充满挫折，国运不会那么糟。
从道光皇帝到咸丰皇帝，都是以极端保守的方式来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战败后的屈辱感与排外心理，也使得被迫进行的改革难以顺利进行。一方面是失败者不得不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却滋生强烈的悲情与排外情绪，“仇人之学不可学”是当时士大夫官僚的普遍心理，这样的改革就很难成功。近代七十年里中国人的排外心理是很强烈的，超乎现代人的想象。
举个例子，鸦片战争后，魏源编撰了一本介绍西方文明的书《海国图志》，这本书在之后三十年里在中国只发行了一万三千册。而在日本一年就卖掉了30万册，当时日本人口才是中国的1/11，国土只有中国的1/27。鸦片战争之后六十年间，在北京居然都买不到一张世界地图。如此排外，怎么可能发展成开明专制，引导这个民族走向现代化？
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你打了我，我不得不改革，改革也是不甘心的，满心屈辱，于是排外，排外的结果是又遭遇失败，失败以后又不得不改革，而在屈辱的心态下还是排外，又势必干扰改革……这样就在失败中渐渐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或正当性。当统治者到清末推行新政认真改革时，其统治权威已经丧失殆尽，离革命不远了。
清廷真正下决心进行的改革，既不是洋务运动，也不是戊戌变法，而是清末新政。清王朝一直到八国联军入侵后，才不得不开始改革。当时朝廷自己的提法就是“辛丑新政”。慈禧太后下旨开始大规模学习西方，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对统治王朝来说，它的命数已经到了。汉人不服满清政府，满清政府也丧失了统治的自信心。武昌起义，如此轻而易举，足以说明统治者已经丧失了统治的信心与镇压的能力。辛亥革命非常容易就成功了。
清王朝由于不能成功应对西方挑战而崩溃，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中国从此以后陷入一盘散沙的状态。如此超级规模的大国，要重新形成一个把几亿中国人集中统一起来的、具有强大粘合力的政府组织的历史过程，是极其艰巨与困难的，要形成一个具有国家治理能力的政府，也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中国为了追求形成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政府的历史过程，经历了一百多年。从清王朝的改革、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民主制、袁世凯的军事强人的威权政治、国民党的党国威权体制，到毛泽东的计划经济体制，再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体制，中国一百多年来，经历了六次历史选择，才迎来了中国复兴的新时代。
清王朝由于无法适应现代化的挑战而崩溃。中国现代化的第二次政治选择，就是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多党竞争的议会民主体制。然而，辛亥革命所建立起来的这个新政权，是一种分散化的、多元的、弱势民主体制。这种分权型的体制，恰恰不利于国家发展。辛亥革命成功太易，当时各省起义者没有充分的准备，没有强有力的组织，甚至没有经历什么有规模的战斗，就突然成功了。各省派两名代表到南京开会，就形成了事实上的“联邦制度”。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体制可以说完全是拼凑起来的。
联邦制政府建立后，在军事实力上打不过袁世凯领导的清朝军队，于是不得不和袁世凯谈判。袁世凯很容易地就逼迫小皇帝退了位，自己当上了总统。南方省份制定了一部《临时约法》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但这个《临时约法》又难以推行，政府行政能力不足，连公务员的薪金也发不出，更谈不上现代化建设了。当中国最需要把整个国家联合起来的时候，组建的恰恰是分散型政府，分散型的体制很难进行现代化所需要的各种新政与实业改革。
事实上，从清王朝崩溃到民国初年，中国就陷入了不断走向碎片化的过程。把这样一个巨大的、四分五裂的国家重新凝聚起来，需要一个具有超强粘合力的组织力量，而形成这个粘合力是非常难的。如果没有这个粘合力，中国就无法摆脱碎片化的命运。
辛亥革命议会制失效以后，中国进入了第三次政治选择，那就是1914—1928年的北洋军阀时代。应该说，起初，袁世凯实行的是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强人政治，在清除了政敌之后，他鼓励发展实业，引进外国的教育，引进外国的民商事法则作为发展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从1914年到1916年，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据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平均达到14% 以上。应该说，他对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但袁世凯建立的强人政权寿命短暂。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陷入一个巨大的困境当中，20年代的中国，四分五裂、南北对立。南方出现多个总统，北方的北洋系内部派系林立，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系和皖系，奉系和其他地方军阀也相继形成。各军阀间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孙中山先后组织数次北伐，均未能如愿，中国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索马里式的碎片化国家，基本上可以算是“失败的国家”。
此时的中国，需要巨大的组织力量才能使其重新凝聚起来，不然就将走向四分五裂，如同奥斯曼帝国一样。
外部力量帮助了中国——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希望支持中国的资产阶级建国，因此中苏建立了比较友好的同盟。列宁和斯大林早期为什么不直接支持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当时的无产阶级力量太薄弱，只占全国总人口的0.5% 。国民党在苏联的支持下，获得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建立黄埔军校。相对于碎片化的各派军阀势力，得到苏俄支持的国民党要强大得多，北伐军势如破竹，沉重打击北洋军阀统治，最后国民党在1928年“统一”了中国。
国民党建立的权威与袁世凯时期相比有两个特别的优势：一是政党作为政权的基础，用这支政党来巩固政权；二是有“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号召力、信仰力的基础。
袁世凯既没有意识形态，也没有组织力，主要靠个人能力和魅力；蒋介石显然更有优势，有形成更强的权威政治的资源。但此时抗日战争却让国民党这个政权的弱点过早暴露出来。
按理说，国民党政府要比辛亥革命后的议会制和北洋军阀政府更强有力，但这个体制也有先天的弱点。一是内部山头林立，缺乏集中统一的有效的决策治理能力；二是国民党政府现代化程度不够，无力应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强势挑战。事实上，到了1943年前后，国民党政权已经失去了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是在农村搞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建立了一个强势国家的雏形。通过土改，打土豪、分田地、强化阶级斗争，使得大量贫困农民参加了红军；红军在党的领导下，有高度严明的纪律；党的内部又是高度统一的领导，没有各种“山头”；党还有共青团、儿童团、妇女会、农会等基层组织，这些组织根植于农村的基层“细胞”当中。从清王朝崩溃以来，在中国一盘散沙的体制当中，从来没有这么强有力的组织结构。党的核心组织非常严密有力，可以在农村动员农民参军，组织农民交军粮。但根植于农村的组织也有非常大的困境，只有在农村才能够生存。由于农村的资源极其缺乏，人力、财力、粮食有限，养活一支庞大的军队是比较困难的。
从1935年起，国民党每年可以发展20个现代化的师。国共力量差距很大，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围剿”下处境艰难。
1936年和1937年相继发生了“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共产党不再受困于蒋介石的“围剿”，得以在农村发展敌后根据地。党的一元化领导等优势充分体现，在山东、苏北等地发展非常迅速，革命力量迅速壮大起来。共产党凭借一元化的领导、党指挥枪、高度组织化的形式以及对社会很强的动员渗透能力，形成了强有力的战斗力。
抗战胜利以后，中共在东北建立了解放区，“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全国胜利的基础，渡江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划江而治的企图。1949年，共产党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国家体制。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说，清王朝崩溃以后，中国陷入了一个四分五裂的状态，共产党通过武装革命、红色革命的方式，在农村里重建了一个强势政府的雏形。通过艰苦摸索，历经磨难，终于在抗战中逐渐壮大，并且在和国民党的决战当中取得胜利。
建国伊始，新中国奠定了一个强大政府的雏形，有一个强有力的党的组织，有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的号召力，有一个对社会进行全面动员的组织系统。经过建国初期的农业和工业积淀，中间也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挫折与反复，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才逐渐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
邓小平是在历史的关键时期出现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把国家引向一个崭新的境界。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四句话，这也是反思历史教训和思想积淀后得出的四句话：
第一，社会主义就是让人民生活好起来。这句话很简单、很朴素，但是颠覆了人们过去的理解。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勒紧裤带也要尽快走向共产主义。
第二，让人民生活好起来就要发展生产力，而不是搞阶级斗争。
第三，发展生产力就要改革开放，而不是闭关锁国。
第四，要改革开放，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邓小平理论概括起来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来发展生产力，通过发展生产力来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好起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这么朴素的四句话，是经过十年反思得出的。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时有三大优势，尤其对比戈尔巴乔夫，这三大优势显得特别珍贵：
第一，邓小平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他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依靠自己党内的经验，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团结党内的大多数人。
第二，邓小平有极高的政治威望和权威。凭借多年革命战争和在党内形成的权威，他敢于也能够应对各种质疑和挑战，能够领导国家走向新局面。以80年代的百万大裁军为例，中国不打仗了，不需要那么庞大的军队，应该裁军，但裁军百万，多少人的利益受到损失？邓小平把军队首长们叫来说了一句话解决了问题，“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还是我来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给新的中央军委主席。”
第三，有丰富的组织资源来实现他的政治目标。他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奠定了中国复兴体系的基础。通过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逐步推进改革，在错误和尝试中寻找最佳方案。
在推进改革的过程当中，他很快发现，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当中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可能对党的权威构成一个重大的挑战，所以他非常及时地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共产党改革的权威。
90年代初期，有一位党内官职很高的官员公开说，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邓小平非常担心中国的改革会由此而中断，所以发表了南巡讲话。1992年，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表明了非常强烈的改革决心。邓小平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影响力，对江泽民给予了全力的支持，为了国家和民族，为了党的权威不受到干扰、挑战和影响，真正做到了高风亮节。
江泽民在邓小平奠定的复兴体系的基础上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分税制。这件事情意义何在？用朴素的话来说，使得计划经济体制下的30多个省和直辖市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变成了财政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收入上交国家后，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充分调动了各个省市的市场经济活力，大大地激发了各个省市（包括乡镇、县）招商引资的积极性。南巡讲话以后最先积极响应的就是省市各级官员，动员了全社会的积极性。一个企业家曾对我说，当时他见部长两个星期可以见到，见省委书记一个星期，见县长当天就可以。原因很简单，各地都在招商引资。
第二，实行了以“管理层收购”为主要特色的国营企业改制。通过管理层收购（MBO）使产权明晰化，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利益主体，管理层成为企业家，按照市场来配置资源。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三千万下岗工人，正如一位曾经从事国有企业转制工作的退休老干部所说，“下岗是残酷的，但却是必要的”。不然中国很难较快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当时十分严重的银行坏账问题也得以解决。
第三，加入WTO。加入WTO对中国影响很大。国外的资本、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与中国广大的市场和优质的劳动力相结合，生产出价廉物美的产品，打遍天下无敌手。逼着外国人只有两条路走，要么破产，要么把工厂开到中国。中国的经济开始高速发展。
从200年的大历史来看，清王朝具有集权的整合作用，但它并没有实现从传统专制向开明专制的转变，不能形成开明的权威来引领中国走上发展的道路；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民主体制，虽然有了现代化的导向性，但权力的多元分散结构以及内部无穷无尽的党争使得这样的弱政府根本无法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无论是袁世凯的北洋军事强人政治，还是国民党的威权政治都是弱势威权政治，它们或者无力在内部形成号令统一，或者在外敌面前无力维护国家安全，都没有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可能。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奠定了中国“站起来”的组织基础和国家基础，邓小平通过拨乱反正在中国实现了复兴之路的政治转型，中国才迎来了真正实现现代化的黄金时代。邓小平通过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一步稳定了局面，又通过南巡讲话统一了党内认识，江泽民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中国经济的三大转型，胡锦涛则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中国的经济腾飞。
在十八大以后，中国进入了习近平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的意义是什么？应该看到，十八大以后，中国面临新的挑战，那就是改革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结构性的矛盾需要解决。我们需要正视的是，计划经济转变过来的市场经济体制有着腐败的极高风险和极大概率，它的概率比原本是私有制的国家要大得多。怎么解释这句话？你本来是计划经济，土地、房屋都是公有的，但通过放权让利方式实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权放给谁，利让给谁是可以有所选择的，而且选择的幅度非常大，领域非常广，这大大增加了腐败的机会。如果原来就是民营与产权私有的国家，它们要进行改革开放，土地是私有的，企业是私有的，房屋是私有的，在这个基础上，国家官员能够上下其手的机会要少得多。除了腐败的问题，在三公消费、社会不公等问题上，计划经济转变过来的市场经济体制也面临巨大考验。
改革中累积的矛盾导致左右极端思想重新活跃。2008年开始，网络上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激进自由派的政治诉求和激进左派的政治诉求，当腐败、不公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大家有焦虑感的时候，如何做出选择？在民间存在着两大思潮：一是激进自由派思潮，二是文革左派思潮。这两种思潮都可以把复杂的问题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加以解读，都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并且双方都提出简单易懂的政治口号，具有很强的动员能力和煽动力，它们都可能形成街头运动，形成政治动荡局面。
十八大以来，强化党的组织，并将其作为加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织资源成为重中之重。中纪委组织打击腐败充分显示了党的组织力量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而强化意识形态则是党的组织力量发挥作用的前提，因为党是通过意识形态整合起来的。
党的组织和意识形态力量的强化，非常有利于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党员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我们的党是高度集中统一的党，我们的意识形态是高度集中统一的意识形态，这两种政治资源都非常强调权力的高度集中。权力的集中对于解决“九龙治水”问题非常重要。
中央提出加强意识形态的管理权、领导权和话语权，目的是抑制无序的政治参与，防止社会上激进自由派的政治参与引发爆炸性的连锁反应。
目前来看，得益于上述努力，中国已成功避免出现“薄壳效应”。众所周知，地壳最薄的地方最容易火山爆发，所谓的“薄壳效应”，就是指一个传统的体制在进入改革开放阶段，最容易引发自下而上的政治动荡。世界历史上，许多传统集权制国家在应对现代化挑战的过程中，往往会陷入“薄壳效应”陷阱当中。
党的组织力量强化了意识形态，强化了党的权力集中，并利用集中的权力来进一步稳定社会、稳定政治。所有的这些做法是为深化改革所做的准备。我们可以从“四个全面”看出党中央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总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梦”明确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十九大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确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四个全面”“中国梦”“不忘初心”、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解释，“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在G20峰会上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的宣示、设立海南自贸区等等，可以明显看出中央的目标，即：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运用党的组织力量，加强意识形态的管理权，实现中国改革开放、富裕富强的目标。
当然，进入新时代，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为政治学者同时也是历史学者，我认为中国走上这条道路，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同时，我们的制度自信也越来越强。文革结束时，台湾的GDP相当于大陆的45% ，2000万人口的台湾产值相当于大陆的一半，现在是大陆的4.5%。反过来老百姓的制度自信又强化了执政党的权威。
从200年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引领中国的体制，必须是一个具有强势治理国家能力的体制，这样的强力权威体制既要具有对外部世界的包容与开放态度，同时还应表现出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性的尊重，让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焕发出创新活力，在多元社会与集权政府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与均衡。这样的体制，才不会让国家陷入权力的任意化、朋党化、腐败化、“乌托邦理想国”化，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陷阱，才能引领一个民族走上健康发展之路。从这个意义上看，强势政府、常识理性、尊重多元、开放性制度创新这四个条件的相互结合，能够形成高质量的现代化体制。它将推动一个民族逐渐走上现代化的康庄大道，走向未来新文明时代。
萧：长期以来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权威和市场是无法结合的。但从政治社会学大量事实和经验来看，权威和市场是可以有机结合起来，恰如其分地融合为一体的。中国实际上就是自觉不自觉地在实践当中，在搞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摸索了一整套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经验。这套经验在“一带一路”倡议当中也开始逐渐应用。
客观上讲，我们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确出现了产能过剩、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在西方世界，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是经济危机，“把牛奶倒进河里”就是因为产能过剩造成的结果。中国是将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权威作为信任基础，以权威稳定作为合作资本，形成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契约。如果对方确实有这样的需求，就实现了两国间的交流。我们的劳动力、技术、人才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本国多余的，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政府权威、信任度与30多年来中国发展起来的成熟市场经济主体相结合，再加上政府保障下在法治基础上的企业对市场游戏规则的遵守，使得合作方有了信任感，而互相之间就形成了融合。“一带一路”是这样，其他方面也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值得进一步探讨，在多大程度上，权威和市场之间能够得到一种融合。事实证明，我们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经验。
我们对国有企业大力扶持并加以规范的经验很重要。在整个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完全按照市场来做，铁路、公路、机场、码头等市场最需要的各种基础设施就没有人做，因为这需要大量的资金并且几乎见不到效益。从1983年之后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在“三通一平”等基本建设上的投资占GDP比例高达8.6%，为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基础。如此巨大的投资主要是由国有企业来完成，发展迅速，其规模和速度远远超过很多国家。美国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只有其GDP的2.5%。中国的国有企业运用国家体制优势做了市场经济发展必须要做的事，可以说中国的奇迹得益于现有体制在经济方面的贡献。
我们现在提出一个很好的概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再一次重申强调我们走的道路实际上是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合作共赢的道路。
萧：这个问题在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是一定会出现的，要集中统一，要防止“薄壳效应”，必须要设立一些界限，这个界限当然也会带来许多问题，尤其是对社会活力、思想文化活力的影响。
从改革发起到“薄壳效应”发生前，强力的改革路径如果运用得当，把握分寸，在保持对时势的控制力的同时，能够防止极端主义与激进主义对改革的干扰，并通过进行理性的渐进改革来化解结构性矛盾，满足社会大众的愿望。如果仅仅是压抑而不进行改革，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只求大幅度改革，而没有强力维持政治稳定，也同样不行，也会引发不稳定。
萧：苏联奉行的是极权主义。极权主义的特点是有意识形态，有党的高度控制，但目标是消灭市场所有制，取消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
我们与苏联的极权主义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这个社会有党的领导、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同时我们有市场经济，并且存在着经济、社会领域的多元化，思想观念多样化和文化多元化，这是最大的区别。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思想和文化的多元化也出现了，思想和文化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和市场经济的多元化是融为一体的。而在苏联是很难出现多元化的。
在社会多元化的情况下，我们的目标是让人民生活好起来，实现国家富强，就像我们提出的“中国梦”。我认为新时代的国家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很有新意的，是真正结合了中国发展实际的，特别是把“中国梦”纳入到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的现阶段任务中，并提出经过努力，马克思理想中的美好社会将会逐渐在中国呈现出来。
太和智库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
国以人兴，政以才治。太和智库，关注时代需要。
微信公众号：taihezhiku
© 2013-2021 Taihe Institute (TI) . All rights reserved. Taihe Institute (TI) . 太和智库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京ICP备16023694号-1 法律顾问：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