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来，中美关系在合作与对抗中曲折前行。前不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贸易领域再次向中国挑起争端。美国为何始终念念不忘制造事端遏制中国，其对华战略的底线与极限何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教授2011年发表的《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对美在东亚及西太平洋的底线与极限进行了深入分析，对从战略层面认清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很有帮助。他认为，在目前东亚主要国家既定国力和版图不变的前提下，东经125度即台湾以东，如果中国不被有形或无形分裂的话，是美国国力的极限，只能施加影响但不能有效控制。现将相关内容节选刊发，以飱读者。
国际政治就是各个国家力量的合力场，其中每个国家的国力伸缩都有其底线和极限。一国国力伸展的极限，在多数情况下就是他国安全的底线。
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和60年代美国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的屡屡失败，以及尼克松及后来美国各届政府外交成功的历史经验，再联系小布什政府在中东的失败，可以从中找到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线索，那就是不管美国每届政府制定的西太平洋战略的逻辑如何严密、论证如何有力，实际上美国根本就没有支撑在这一地区打赢一场区域性战争的资源，而没有军事解决能力的外交战略，是不可能被落实的战略。由此联系到1997年以来美国五角大楼反复提出的美国要有“同时打赢两场大规模地区战争”能力的安全防务目标，以及2001年小布什提出的“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的承诺，是没有历史经验支持的一厢情愿，是大而不当的战略臆想。而恰恰就是这样一个臆想却被21世纪初的美国政界列入可以实施的国家战略，并使美军在中东地区再次经历“越战”式的灾难。从认识论上分析这些灾难，其错误根源产生于美国将思想上的战略边界与实际资源可支持的战略边界混为一谈。美国这种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思维，又经“麦卡锡主义”和今天美国以反恐划线的认识固化，使这种失误难以得到调整，最终在实践上演变为一场场带有血腥味的国家闹剧。
如果联系到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与中国合作打败日本并赢得太平洋战争胜利的历史，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得到启示，即在太平洋地区，没有一个大国拥有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大国对抗的资源，美国没有，日本没有，中国也没有。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太平洋战争，日本败于与美国和中国作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美国败于与中国和苏联作对；苏联对阿富汗的战争，败于与中国和美国作对。由此，目前美国在台湾问题的强硬承诺，其实只是“纸老虎”式的讹诈。这是因为与中国正好相反，美国无论如何也不会为“保卫台湾”动用大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资源，当然美国也就不会在“保卫台湾”的军事行动中获得比朝战和越战更好的结果。上述美国对华种种打压失败的结果表明，美国对包括台湾在内的西太平洋的军事控制能力实际上是十分有限的，如果没有高超的政治和外交能力弥补，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退出西北太平洋是必然的。这并不是说，美国没有资源对付太平洋西岸的战争，而是说担负两洋防务重任的美国很难为一个局部问题而倾其所有劳师远征到太平洋西岸与中国发生大规模冲突。对此，与美国人交手从不失败的毛泽东看得明白，他说：
美国是门罗主义加上世界主义，“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它是不愿放弃大西洋与太平洋上的利益的。
现在五大洲，除了澳洲，四大洲美国都想霸住。首先是北美洲，那主要是它自己的地方，它有军队；然后是中南美洲，虽然没有驻军，但是它要“保护”的。再加上欧洲、非洲、亚洲，主要是欧亚非，主力是在欧亚两洲。这么几个兵，分得这么散，我不晓得它这个仗怎么打法。……所谓真正反共，就是拿军队来打我们，打苏联。我说，没有那么蠢的人。它只有几个兵调来调去，黎巴嫩事情发生，从太平洋调去，到了红海地方，形势不对，赶快回头，到马来亚登陆，名为休息几天，十七天不吭声。后头它一个新闻记者自己宣布是管印度洋的，这一来，印度洋大家都反对。我们这里一打炮，这里兵不够，它又来了。台湾这些地方早一点解脱，对美国比较有利，它赖着不走，就让它套在这里，无损于大局，我们还是搞大跃进。
基于上面的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
美国总是要从越南走的。美国从泰国、老挝、菲律宾、南朝鲜、日本等地也都要走的，还有从台湾也是要走的。它走的时间算不准，但一定要走的。所以凡是压迫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总有一天要走的，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加强斗争。
对此，就连蒋介石也看得明白。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后，蒋介石在3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美国今日在台军援，实为有名无实，切勿以联防协定之存否，为我强弱之决断。”蒋经国在1975年11月30日的日记中感叹道：“以上所言时隔四年，但今所面临之事实与问题仍无二致。”
政治干涉的有效范围基于军事干涉的有效范围。也就是说，在军事力量不及之处，政治力量就会苍白无力。鉴于中国亚洲大陆主体板块地缘政治条件所具有的天然强大的近海反制力量，以及由此造成的美国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失败的经验，可以知道：只要中国国家意志坚定，美国在太平洋的有效控制边界达不到北太平洋西岸，即东经125度的范围。老一代美国人明白这一点，1903年4月28日，美国务卿海约翰致函西奥多·罗斯福：“俄国像我们一样清楚地了解，我们将不在满洲作战，理由很简单，即我们不能。”西奥多·罗斯福的后继者塔夫脱不信这个理，大举介入东北与日本俄国抢占市场，结果败得没有明堂；194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明白这个理，以雅尔塔秘密条约作交换条件将出兵东北亚的活交给斯大林，结果赢得了太平洋战争。而接任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杜鲁门总统与塔夫脱一样，也不认这个理，结果被中国打得没有颜面且一无所得。大多数美国人对此看得不十分明白，而基辛格却说得十分明白：
韩战因而暴露出遏制理论的力量与限制。以传统的方略而言，韩国是个试金石，可以判断彼时正在形成的两大对立之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何在。但是美国人却有全然不同的认知，它把韩战视为正邪之战，是代表自由世界而战。
基辛格这个判断对中国未来崛起是非常重要的。与许多美国人一样，许多中国人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扬眉吐气，却少有人从中看出，战争还测出美国可达到的有效实力边界,以及由此折射出在西太平洋存在着大片中国在未来可以继续推进的发展空间。同时也要看到，造成这个大片空间的原因是中国所拥有的洲际主体大陆板块及其漫长的大陆海岸线——这本身就是巨大的海上天然“航母”，而非中国拥有更强大的远程制海权。由此，可以得到另一方面的启示：在目前中国制海能力不变的条件下，离大陆越远，中国扩展和保护其海上利益的能力就越弱。
不仅如此，中国地处亚洲中心位置，拥有亚洲大陆主体板块和漫长的陆地边界线，同14国接壤；东部和南部大陆海岸线1.8万多公里，与8国海上相临。这样的地理条件有比较强的抵御经济封锁的能力。经济封锁只对弹丸之国有效。拿破仑对英国进行大陆封锁的“柏林敕令”对俄国不起作用，十月革命成功后西方对苏维埃的封锁也是无可奈何。而对中国这样的地处亚洲大陆中心的大国而言，经济封锁更是天方夜谭。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华禁运的“巴特尔法”及90年代初的对华经济封锁对中国根本没有达到目标，最终都成了一堆废纸。而中国西接资源（石油天然气）东接财源的地缘政治特点，中国油气管道已于新世纪由西直通中国东部沿海，那么未来西方对华不管是石油封锁还是金融封锁更是连他们自己也不会相信的空话，相反他们的封锁还会更有利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立。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利用资源制约中国的能力相当有限。
经历过50年代美国全面封锁中国那段历史的邓小平对此看得明白，1989年7月2日，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之前，对李鹏总理和钱其琛外长说：“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不要说7国，70国也没有用。”1989年后美国对华制裁及其失败，只不过是50年代失败的继续。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遏制中国的西藏政策是配合朝鲜及越南主战场的侧翼部分，其目的是想让新中国在西面分出力量以减轻美国在东部战场的压力。美国政府曾告诉达赖分子，“美国的立场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但我们不应造成一种印象，即美国是为了冷战需要而在利用西藏的局势”。事实上美国确实是为了冷战的需要才制造出所谓“西藏问题”。但历史经验表明，美国可能在这条战线上取得的实际成效也几乎是微乎其微，或者说根本不可能。曾对西藏最有野心、失败经历也最为惨痛的英国反倒将问题看得明白。1950年6月30日，美国驻英大使道格拉斯在致艾奇逊电文中披露的“英国驻华盛顿使馆就西藏问题进行的秘密谈话”认为：
西藏不容易进入的特点使得任何加强对中国进行军事抵抗的行动都不现实。西藏长期被认为不能进行除了名义上的任何抵抗。
英国过去在西藏的利益来自于与西藏毗邻的印度。这些利益现在被印度继承下来了。英国不再继续向拉萨派驻代表。印度已经明确表示不可能给予西藏直接的军事支持。1950年1月印度与英国协商之后，印度决定给予西藏外交支持并提供数量有限的小型武器。印度承认，如果中国决定占领西藏，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中国的占领。
任何干涉西藏的企图都是不明智的。英国对于在这个地区同中国纠缠没有足够兴趣，在任何情况下英国都不会抛开印度。
英国人的这些看法基于这样的经历：西藏的地缘政治是重要的，但是西方国家若想劳师远征海拔4000米之上的雪域高原，在军事上是极难想象的，即使远征取得胜利，也不可能实施占领。1899年，寇松接任印度总督后对西藏的政策从过去的“耐心等待”到“积极进取”，此后就着手为控制西藏做政治和军事准备。1904年8月3日，英军曾攻陷拉萨。英军进入拉萨后大肆抢掠，但到9月严冬即将到来，就不得不从拉萨撤退。英国人由此得到了“西藏不容易进入的特点使得任何加强对中国进行军事抵抗的行动都不现实”的经验。这种经验对英国世界霸权的后继者美国来说也不是一点没有：1950年印度为西藏叛乱分子提供为时半年的作战所需，由于“牲畜驮运是惟一实用的运送手段，上述弹药数量约需7000头骡子运送。由于没有那么多的骡子可用，一部分或者全部的3英寸口径迫击炮和弹药可能无法运离印度”，以至美国后来对达赖集团的支持“在很长的时期内需要相当巨大的经费”。
其次，西方对中国西藏主权的干涉，无论如何不能绕开印度。1959年4月30日，美国代理国务卿狄龙在致艾森豪威尔的电文中提到这一点，认为“作为西藏的邻居，印度控制着通向西藏的主要通道，而且是达赖喇嘛的主人。印度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离开印度的帮助，美国对“藏独”的支持仅靠空投是无能为力的。而印度传统上是与英国外交接近而与美国疏远，又在北方与中国近邻，为了全力防卫印度洋必须稳定北方，因而在“西藏问题”上不能随意表态。其次，刚刚独立不久的印度及其与英国有着密切政治联系的领导人尼赫鲁，对二战中美国对英国落井下石的手段心知肚明，因此他们这一代领导人对美国保持着高度的防范心理，决不会让美国插手西藏。如果美国控制了西藏而在印度洋有了美国的基地，那印度的安全就处于南北受制于美国的境地。印度独立后首任驻新中国大使且与尼赫鲁保持良好私人关系的潘尼迦对此看得清楚，他说：
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了至高无上的海军国。不错，它还没有能搞成世界海权国必备的一系列基地、油站、船坞等等，但是从它在对日战争中所表现的海军联合作战规模之大，以及从它在海军建设中强调航空母舰的重要，都说明了美国海军可以远离基地作战，实际上是爱在哪里动手，就可以在哪里动手。它在太平洋上有珍珠港和马尼拉，又占领了从前日本手里的雅浦岛和关岛，真是不可一世。而对印度洋，美国战后确也搞了不少名堂。美国在阿拉伯、中东、巴林群岛的油权，表明了它同印度洋区域的联系正在大大增长。就是对伊朗的统一，阿富汗的建设，美国也是兴趣很浓。实际上，由于美国奉行到处“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所以各国沿海，凡是共产主义可能插足的地方，此刻都成了对美国安全有关的地区。战后的世界形势给印度洋带来的对立局面如此，它很可能又一次把印度变成一个主要的战略性战场。
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尼赫鲁在对印度共和国历史有深远影响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说：
“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 对于长期受英国文化教育，并对英国地缘政治学说有深刻理解的尼赫鲁而言，他在这句话中所表达的是他对存在于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心脏海区即印度洋并拥有巨大版图的印度能否长期完整存在的前途的不安和忧虑，而造成不安和忧虑的真正原因正是继英国之后美国的霸权活动。因此，1949年12月，当美国驻印大使遵照艾奇逊指示“利用共产主义对西藏的威胁来强调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危险危及了印度自身”，挑拨印度政府“对中国事务的发展持半超然态度是不现实的”，结果得到的却是“印度令人气馁的态度”。后来的历史表明，尽管印度与中国在“西藏问题”的理解上有相当的距离，但它对美国介入西藏事务几乎是绝对的排斥，因为对印度而言，美国介入西藏比中国危险更大；而如果没有印度的全力支持，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几乎就无所作为。这就决定了美国对达赖集团的支持及其效果只能是极为有限的。
中国应对此予以足够的注意：既要高度警惕美国支持“藏独”势力对中国统一的破坏作用，又要明了这种作用的天然有限性。不管美国宣传机构怎么夸张，“藏独”活动最终只能是“有几个苍蝇碰壁”的闹剧而已。对此，就连达赖本人在尼克松访华后也明白了许多，他曾感叹世事炎凉，说：“美国自从70年代承认中共，就断绝了对西藏的支持——这证明了他们的援助只是反共政策的一环，而不是真心实意要恢复西藏独立。”
其实，这一点美国人也不是不明白。1949年4月，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有识之士就对美驻印度使馆提出的干涉西藏政策提出置疑，认为：
做出承认西藏的决定不仅仅涉及我们对西藏的政策，而且涉及我们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政策。我们所奉行的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向来是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这个原则阻滞、虽然没有完全阻止中国被逐渐瓜分，还帮助中国通过第二次大战确立了大国的地位。这种政策不应该放弃，除非清楚地看到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长期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而且西藏对于我们利害攸关。
事实上，西藏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重要性非常有限。由于地处偏僻、其政府和社会的原始特征、与外部世界联系有限的特点，除非得到影响深远的实际措施支持，不能指望西藏长期在意识形态基础上倒向西方。如果我们不能采取这些实际措施，承认本身并不能使西藏与西方站在同一战壕里，实际上反而可能有悖于我们的长远利益。同样利用西藏战略价值的努力，例如，作为空军基地或火箭发射场，可能遭遇不仅是地形和天气方面可怕的难题，而且还有西藏人基于宗教立场对飞机飞越其领土的反对。除非在西藏发现稀有矿藏，军方认为西藏没有战略价值。
能否采取什么实际措施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在于现在控制西藏沟通西方通道的印度。如果印度与西方合作，西藏作为战略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重要性就会大大减弱。如果印度不与西方合作，利用西藏作为西方堡垒的困难就会大大增加。
事实上，当年美国对其反华的“西藏计划”的有限性也不是不明白，只是由于朝鲜和越南战争爆发，美国才强化了对达赖分离中国活动的支持力度，至于这种支持的有效性，由于配合主战场的需要，美国政府也只能是不可为而为之。1950年3月1日，艾奇逊还在发给美驻印使馆的192号电文中告诉亨德森，“国务院希望印度能满足西藏有理由的防御需求，并相信印度最好在其能力范围内，继续承担援助西藏的基本责任”。3月8日，亨德森在给艾奇逊的第301号电文中披露，印度已向“藏独”势力提供“小型武器要求”，其提供的“军事援助在实质上应是更多地提高西藏的士气”，“而不是想象中的阻止全面入侵的措施”。最令美国“气馁的”还是在301号电文发出一个月之后，也就是4月1日，印度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假手印度干涉“西藏问题”以配合东亚两场战争的企图，在印度的不信任和中国的不妥协斗争中最终化为泡影。
历史表明，在东亚特定的地缘政治条件中，东经125度是美国力所及的极限，东经130度至180度之间则是北太平洋东西两岸国家制海权将要长期磨合的海域；而太平洋东西分界线即180度经线以东则是美国可以也可能动用全部国家资源维护的安全底线。
正如过去日本对太平洋的制海权是从俄国、英国、西班牙及德国手中经过血战获得的结果一样，今天美国对太平洋的制海权是与日本人血战后的结果。但这只是在中国将几乎是日本的全部陆军主力牵制在中国大陆、苏联于1945年出兵东北、美国动用了几乎是全部国家力量的条件下才在海上打赢的战争。另一方面，美国在失去中国和苏联支持的条件下，在打败日本后却输掉了朝鲜和越南战争。如果联系考虑20世纪初美国塔夫脱政府插手中国东北并最终被日俄联合逐出东北亚的历史教训，这一赢一败也就大体可以划出美国在北太平洋海区的国力可达到的有效控制范围。这个范围大体基于一百多年中发生于太平洋西东两面的美国两次败北东北亚，日本两次败北于夏威夷的经验事实。
1898年，美国在日本政府的抗议中兼并被日本视为东部安全重要战略屏障的夏威夷。最终日本向美国作出妥协。1899年，美国实现对萨摩亚群岛的瓜分，从而拉起了西经180度从阿留申群岛经夏威夷到萨摩亚群岛的东太平洋的防御链条。而1941年12月日本再次向珍珠港发起攻击，随后迅速将其制海权推进到东西经线（国际日期变更线）180度。1942年6月中途岛日本战败，此后日本一路败北，至1945年太平洋制海权又全部转入美国之手，也就是说美国的海上控制范围又反伸展至东经125度的琉球群岛一线。
然而控制范围未必就是有效控制范围。20世纪初美国总统塔夫脱“金元外交”在日俄联合抵制下碰壁于东北亚、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美国在中苏的联合抵制下再次触礁于东北亚，以及60至7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美国的失败、70末年代苏联通过越南金兰湾基地扩张其在南中国海的制海权的历史经验表明，在有两个大国或一个半以上的大国共同防御的条件下，美国对北太平洋的有效控制范围达不到包含台湾岛在内的东经125度。这意味着，只要中国版图不被分裂，中国还能够与亚太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美国对台的所谓“共同防御”，在中国统一台海两岸的原则面前，只不过是用于充饥的画饼而已。其深层原因还是斯大林所说而我们必须再次重复的话：
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士兵都是投机商，做买卖。德国人20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已经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美国人的主要武器是长袜子、雪茄和出售的其他商品。他们想征服全世界，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美国人不会打仗。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以后，他们丧失了进行大的战争的能力。他们寄希望于原子弹和空中打击，但靠这些是不能打赢战争的，需要陆军。但他们的陆军既少又弱。同一个小小的朝鲜打仗，在美国国内就已经有人哭泣了。如果他们开始大的战争，那又将如何呢？到那时，恐怕都会哭泣的。
诚哉斯言！
进入21世纪的美国人仍想征服全世界，现在却对付不了小小的伊拉克，这算什么实力？五十年前美国对付不了的朝鲜，现在已当着美国的面放了原子弹。同一个小小的伊拉克打仗，在美国国内就已经有人哭泣了，难道他们还能为几个“台独”分子而“不惜一切”吗？只要中国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定，只要再读读 1953年6月2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朝鲜停战致李承晚的信，就会知道美国人是不会为台湾流血的。毛泽东早就认为“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他说：
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
迄今为止，尚不能确定美国在北太平洋海区的有效控制范围在东经125度以东的确切位置，但根据日本19世纪90年代在夏威夷和20世纪40年代在中途岛失败的经验，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可动用也必须动用全部国力誓死保卫的地缘政治的底线在经线（国际日期变更线）以东即在中途岛和夏威夷一带。在目前东亚主要国家既定国力和版图不变的前提下，美国的底线和极限简洁表述如下：
一是太平洋180度经线以东，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是东亚任何一个大国无力涉及的海域；而东经125度即台湾以东，如果中国不被有形或无形分裂的话，是美国国力伸展的极限，因而只是有影响但不能有效控制的海域。
二是东经125度至130度之间的北太平洋海区是东亚大国有效国力可及的海域。
三是东经130度至180之间的海区是北太平洋东西两岸大国将要长期磨合的海域。
四是从短期看，台湾问题的主要矛盾在美国，但从长期看，主要矛盾则在日本。因此，中美在太平洋上的战略博弈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在雅尔塔和平体系中的磨合过程而不是绝对冲突的过程，是一个需要美国对中国西太平洋的利益有一个起码承认的过程。承认中国西太平洋利益的核心是接受中国统一台湾。台湾回归之后的中美关系，应当更多地是战略合作关系。
根据上述四点可以得出结论：台湾问题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台湾回归祖国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历史必然。
注释：
1、美国五角大楼从1997年起开始每四年起草《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规定美国此后四年的国防战略、军队建设等重要防务问题。1997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明确要求美军必须具备打赢几乎同时发生的两场大规模地区战争的能力。特别突出的是，美国防部政策制定者把这场战争地域还有意进行了具体化，认为这两场战争的地区分别是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和中东地区的某个国家。2001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是在美国刚刚经历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出台的。评估报告将美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定义为“国际恐怖主义”，而不是一个具体国家。该报告强调反恐作战思想曾使外界一度误以为美军将放弃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构想。正在制定的新防务报告原则认为，一支经过改造的部队即使正在进行全球反恐战争，也应该能够达到对它提出的大型战争要求。美国防部2006年2月3日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称：美军必须具备同时打两场大型战争的能力，此被媒体称为“双战计划”。报告提出“1421”军事战略，具体而言，“1”代表保卫美国国土；“4”是指在全球4个关键地区（欧洲、东北亚、东亚沿岸、中东/西南亚）拥有遏止战争的能力；“2”指的是迅速在两场同时发生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中取胜；最后一个“1”是指以决定性优势击败其中一个敌人并在必要时占领该国的能力。“双战计划”要求五角大楼通过对现役和后备兵力进行转型，使美军保持同时打两场大型战争的能力，即能够在一场战争中击败并占领一个敌国，同时击败另一个敌国但不必占领其首都。
2、毛泽东：“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1940年7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页。
3、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问题”，（1958年9月5日、8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415页。
4、毛泽东：“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1964年7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37页。
5、转引自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页。
6、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
7、［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41页。
8、吴建民:《外交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页。
9、“代理国务卿狄龙致艾森豪威尔总统备忘录”（1959年4月30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51页。
10、“道格拉斯致艾奇逊”，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336页。
11、王宏纬：《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12、详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页。
13、详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页。
14、“关于特别小组的备忘录”，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8页。
15、“代理国务卿狄龙致艾森豪威尔总统备忘录”（1959年4月30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52页。
16、潘尼迦著，德隆等译：《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83-84页。
17、Jawaharlal Nehru: The Discovery of India, Teen Murti House,1999.p.56.
18、“艾奇逊致亨德森”（1949年12月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页。
19、“亨德森致艾奇逊”（1950年1月20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2页。
20、转引自沈开运、达玛等著：《透视达赖》，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2页。
21、“培根致石博思备忘录”（1949年4月1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09页。
22、“培根致石博思备忘录”（1949年4月1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0页。
23、“亨德森致艾奇逊”（1950年3月8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3、334页。
24、参阅张芝联 刘学荣主编：《世界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159页。
25、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挡案馆的解密文件》（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201、1202页。
26、信中说：“团结原则的实现不能没有牺牲。没有人能只做他想做的事。美国的年轻人没有做他们想做的事情。100多万美国孩子离开他们的家庭、亲人和和平事业，奔赴遥远朝鲜。他们去那里的原因是，你在黑暗的时刻提出以自由世界大团结的神圣原则来挽救贵国于巨大的灾难。那100万去贵国的美国孩子中，2.4万名牺牲，11万名受伤。我们在金钱上付出了成百上亿美元。那就是我们为忠诚于你提出的团结原则付出的一部分代价。”“杜勒斯致李承晚（1953年6月2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47页。
2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 (1958年10月6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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