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欲成大事，必先明势。因势而动，顺势而为，方可进退有据，不失章法。中国正加快步入世界舞台中心，未来若想行稳致远，必先明晓世界之格局大势，明晰自处之环境氛围，唯此，方能不为一时所困、不为一事所惑、不为一国所怒、不为一域所束，于动荡与变幻之中保持应有的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热心读者陈丰云先生发来系列文章，对世界棋局与中国所面临风险挑战进行综合分析研判。
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但随着世界主要力量此消彼长、国际体系调整变迁，一些新的矛盾问题不断涌现，一些新的冲突挑战存在激化的可能。
一是全球发展重心转移“由西向东”。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欧经济遭受重创，亚洲国家经济整体保持较快增长，2010年经济规模首超北美、欧盟，2017年占世界经济比重36%以上。中国外汇储备、出口、制造业均居世界第一，成为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2017年达30%。亚洲经济板块加速崛起，国际经贸重心转向亚太。二是全球力量对比“北降南升”。美国霸权地位继续削弱，欧盟、日本国际影响力有所下降，西方国家掌控全球重大事务能力相对减弱；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快速崛起，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表现活跃，话语权增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力对比发生明显变化，促进了国际力量格局的调整演变。三是国际机制改革“新旧交替”。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围绕国际和地区事务主导权、规则制定权等展开激烈竞争，加强国际金融监管、促进世界经济平衡、改善全球环境治理等成为活跃议题，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新的国际合作平台作用影响日益凸显，携手应对共同威胁、加强多边合作等成为国际共识，但深层次改革触及各方重要利益，难以完全打破旧的运行机制，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还面临诸多矛盾问题。
未来一个时期，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西方国家整体实力下降势头仍将持续，国际力量对比和权力分配向均衡化方向发展，世界多极化趋势难以逆转，但新兴国家需进一步协调立场、聚合力量，美西方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仍难有实质性松动，国际新格局和新秩序的形成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
一是大国战略利益深度交融。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依存，任何一方出问题都可能产生传导性影响，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符合各大国基本利益，维系国际秩序运行离不开美西方和新兴大国的共同努力。同时，国际金融危机、恐怖主义威胁、能源资源短缺、气候环境恶化等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也迫使各大国加强协调、共同应对。二是大国战略诉求分歧难调。各大国战略目标不同，一些结构性矛盾难以化解，相互竞争与牵制有所上升。美欧虽互为盟友，但在欧洲防务、欧元地位、欧美贸易、北约职能上的战略分歧难以弥合；美俄冷战心结不解，在北约东扩、中亚军事存在、中东角力、反导部署等方面的战略性矛盾难以调和； 欧俄虽互有需求，但西欧国家长期追随美造成与俄的传统隔阂难以消除。另外，美日、俄日以及欧洲内部也存在诸多矛盾，相互防范戒备成为大国关系的重要一面。三是大国战略博弈不断加剧。实力位次变化促使各国进行战略调整，新的安全关切和利益诉求促使大国关系分化组合，传统安全利益联盟犹存，新兴合作伙伴关系增多，大国间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发展、竞争在更高层级更广范围展开。各大国既合纵又连横，围绕国际秩序、综合国力、地缘政治、战略空间等展开全方位多层次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形态、大国博弈模式正逐渐发生变化。
未来一个时期，大国关系仍将保持总体稳定，发生大规模直接对抗的可能性不大，合作与借重、竞争与制衡并存的基本特征进一步凸显，大国战略博弈更趋复杂。
一是亚太战略格局加速演变。亚洲战略地位不断上升，围绕亚太主导权和地缘战略利益的竞争加剧，尤其是美视亚太为巩固霸权地位、主导全球事务的关键，通过平衡欧亚总体战略布局和“三线岛链”兵力布势，致力打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其战略调整牵动各方神经，日韩澳等国“随美起舞”，俄不甘落后，印加紧“东进”，东盟伺机而动，新一轮较量正在展开，亚太正成为既充满生机活力，又潜藏诸多风险的重要地区。二是地区热点问题持续发酵。西亚北非局势仍动荡不定，叙利亚成为世界大国、地区强国角力场，伊斯兰势力强势崛起，经济社会问题、民族宗教矛盾等多种因素与大国地缘竞争、政治控制及资源争夺相互交织，地区旧有力量平衡被打破，安全风险外溢趋向明显；东北亚局势存有变数，朝鲜政权走向和朝核问题潜藏重大危机；南亚安全形势不容乐观，阿富汗恐怖势力难以根除，印巴边境交火不断；非洲内乱频发，索马里海盗仍很猖獗，北南苏丹围绕石油资源的争斗仍有激化可能。三是拉美“离美自强”倾向趋强。拉美地区中左翼势力渐强且上台执政的国家增多，在政治和外交上表现出更多自主性，对美“离心”倾向进一步加大。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突出独立主题，将美拒之门外，成为西半球没有美欧参加的最大区域性政治组织。四是欧洲正在重新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关注。欧洲传统强国一直是世界地缘争夺的重要力量，虽遭受欧债危机重创，但仍会为维护利益参与各种战略竞争。同时，欧盟面临的困难短期内难以解决，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浮出水面，借助域外力量摆脱困境成为不得已的选择，随着俄国力复兴和美实力相对下降，以及其他新兴大国在该地区利益不断增多，欧洲也可能重新成为世界重要力量的角力场。
未来一个时期，地缘战略竞争仍将是影响国际战略形势走向和引发地区热点问题的重要因素，大国介入与地区力量交织、固有矛盾与新的冲突并存，地区性动荡的诱因更趋多元多样，使地区安全形势更具不稳定性。
一是实施军事战略调整成为大国普遍选择。美着眼维护“一超”地位，将中俄视为“修正主义”和战略竞争对手，将关注重点由反恐转向应对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新兴大国崛起，战略投入聚焦亚太，深化与日韩澳印台等军事合作，完善“三线岛链”“南北双锚”军事部署，加紧研发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加强对中国的战略围堵。俄着眼支撑全面复兴，把军队首要任务由应对大规模军事冲突转向应对周边地区中小规模、中低强度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强化远东、太平洋方向军事部署。日着眼迈向军事大国，竭力推动修宪废除第九条有关内容，防卫重点由“北方”转向“西南诸岛”，提出“动态防卫力量构想”，进攻性的一面更加明显。印着眼成为“地区性强国和重要世界大国”，死盯中国，战略指导原则由“劝阻”向“可靠威慑”转变，在巩固发展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军事优势的同时，加大对西太平洋的关注。二是深化军队改革成为世界军事潮流。世界主要国家军队积极适应战争形态发展演变，围绕信息化战争特征纷纷推出重大改革举措，着力优化体制编制、调整军兵种结构、发展新型作战力量、理顺指挥关系，不断提高应对多元安全威胁的军事能力。三是加速装备技术发展成为增强实力的有力支撑。发达国家军队大力发展以空天飞机、新型战略导弹等为代表的远程快速打击手段，加快提升武器装备的智能化和隐形化水平，加紧推进战略预警和反导系统建设，着力研发高能微波、激光等新概念武器。未来十年，世界主要国家军队将迎来主战装备换装的高峰期。四是关注新兴重大安全领域成为军事角逐的重要趋势。主要国家纷纷制定网络空间和太空军事战略，组建专门指挥机构，发展专业力量，研发新型技术手段，加强针对性演练，抢占网络空间、太空战略制高点。同时，有关国家加大在北极的军事存在，排斥域外国家介入北极事务，极地争夺日趋激烈。
未来一个时期，军事力量仍将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支撑和影响国际战略形势走向的关键因素，随着安全威胁日趋多样和战争形态演变、军事技术发展、战争成本上升，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孕育着新的变化。
中国作为快速发展中的大国、多极化进程中分量日益加大的重要一极，处于“东西”“南北”合作与竞争的中心位置，对国际战略形势走向的牵动作用不断加大，受国际战略形势变化的影响也不断加深。
维护和平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愿望，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快速上升，有助于更加主动地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政治上，美西方国家以中国为首要目标，加紧战略布局，构建对华防范遏制的战略框架，一些国家对华实用主义上升，施压中国承担更多国际义务，使中国协调各方关系、维护自身利益难度增大。经济上，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冲击，美西方国家操纵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对外转嫁危机，企图削弱中国对世界经贸发展日益凸显的影响力。安全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并存，美加紧构筑亚太军事安全体系，插手地区问题，使中国周边成为全球军演最密集、军备投入增长最快的地区，增大了中国战略风险和安全压力；同时，中国自身正处于改革开放攻坚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 “东突”“藏独”等敌对势力在国际反华势力怂恿支持下跃跃欲试，维护政权巩固和社会稳定面临诸多现实考验。
中国作为亚太地区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大国，既是周边国家发展深度依赖的“动力之帆”，又是各大国不得不更加倚重的重要力量。但随着美等国家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中国周边地区一些潜在矛盾和不稳定因素被激活，给中国经略周边、巩固战略依托带来一些新的变数。一是周边战略压力增大。受美日大肆渲染“中国威胁”影响，一些国家对华担心加深、戒备加重，借美调整亚太战备部署、加大对华围堵遏制之机，“倚美制华”“抱团对我”的势头上升，“经济上靠我、安全上靠美”的两面性愈加突出。二是涉中主权权益争端加剧。日在钓鱼岛、东海划界、油气资源开发上对我动作不断；美扰乱南海的企图明显，直接派出舰机抵近挑衅；越等加大既占岛礁管控和非争议区争夺，拉域外势力介入南海事务，搅乱南海局势；印加快军备步伐，加强涉华军事部署，不时挑起边境渗透摩擦。三是战略支点存在隐忧。受美等国家插手干预，“金正恩时代”朝鲜局势走向难料，核试问题潜伏重大危机；缅国内局势变数增多，对华政策取向不确定性增强；巴基斯坦内外压力增大，国内安全稳定面临多重挑战；中亚国家面临转型，“三股势力”回潮，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稳定的因素增多。
近年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多极化进程，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支持，成为各国战略上借重的对象，制衡美霸权的战略回旋空间增大，塑造国际战略环境的能力增强。但“树大招风”，中国在参与国际事务、维护国家利益中面临不少难题。在承担国际义务上，中国既要敢于担当、在积极作为中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又不得不经常面对西方国家强加的、超出能力范围的“义务陷阱”。在参与国际机制上，中国既要参与现行机制谋求战略利益，又面临被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机制所规制束缚的危险，争取国际治理主导权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在拓展国家利益上，中国既要致远经略不为眼前乱象所扰、营造有利战略态势，又不得不面对领土主权、海洋权益、资源利益等频遭滋扰侵蚀的现实威胁，在争取更大国家利益过程中可能面对“和也难、斗也难”的两难选择。
世界军事变革加速推进为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国家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为人民解放军壮大提供了有力支撑，台海局势相对缓和为国防和军队改革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缓冲期，建设世界一流军队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同时，世界军事竞争与大国博弈加剧、地区热点升温、国家利益拓展等因素交织作用，使中国发展面临的安全威胁更趋复杂。在传统军事安全方面，台湾问题仍是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现实威胁，海洋权益争端和通道控制引发的海上安全威胁日趋加剧，中印边境地区、朝鲜半岛局势的不确定性构成潜在安全威胁，首都空防安全面临的战略威胁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低估，美对华战略围堵形成的安全威胁长期存在。在新兴重大安全领域方面，美西方加紧对网络、太空等国际竞争战略制高点的争夺，垄断关键技术，主导制定“游戏规则”，以中国为主要对手，夸大中国威胁，规制中国发展，中国新兴安全领域面临严峻挑战。在海外利益安全方面，中国海外机构、人员和资产遍布全球，对国际市场、海外能源资源和战略通道的依赖不断加深，恐怖袭击、海盗劫掠等威胁加重，捍卫海外战略利益对中国提升军事威慑、海上护航、撤侨护侨、国际维和等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推进民间力量提供有效的海外安保服务也成为紧迫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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