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著名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简称ECFR）近期发布了新一期欧中关系力量对比报告《家门口的中国》，该报告以西方价值观视角阐述了全球背景下欧中关系的力量格局、中国在欧洲主要政治经济活动及对欧利益和安全的影响、欧盟考虑的解决方案及应对措施等，虽然报告中充斥着对中国发展和对外交往的曲解、臆断和指责，但对了解欧洲对华政策及其可能走向有一定参考价值。现编译刊发，供研究参考。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令美国抽身全球化“向西”收缩，俄罗斯则有“向东”靠拢之意，其他新兴经济体纷纷退出自由秩序，欧洲日益陷于孤立。同时，欧盟内部一体化进程受挫，成员国缺乏团结，整体经济振兴乏力。
与之相反，中国正昂首步入“新时代”——逐渐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全球领先的国家”。美国的回撤让中国看到更多参与全球治理的机会。其“一带一路”倡议、“16+1合作”框架以及在非洲、拉美乃至南北极的扩张，令欧中关系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即便深度介入欧洲内部，中国也倾向于从自身利益出发与成员国（或次区域组织）发展双边关系，而不热衷与欧盟打交道。
力量的失衡导致欧中关系陷入僵局。在事关欧盟核心利益的经贸问题上，近年来双方竟未达成过新的协议，欧中领导人会晤也取消了联合声明。在中国的全球版图中，留给欧盟的空间日渐有限。
因此，欧盟需要制定一个共同而有效的战略，使欧中关系重回互惠和公平的轨道。这需要全面评估中国在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对欧盟利益和安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采取有针对性的方案和措施。
当前，投资（特别是以并购的形式）已超越贸易成为欧中关系最突出的问题。2016年，中国向欧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达350亿欧元，较上年激增77%。
中国投资者的身份相当复杂：有大型央企、知名集团和地方国企，也有投资基金以及在香港乃至离岸注册的公司等，这无疑加大了投资甄别和审查的难度。
中国投资采取并购方式时，常有两种模式：通过逐步提高对供应链企业的控制最终收购目标公司；或者先接管一家当地企业，然后以之为平台或载体来开展后续的并购活动。
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对象主要为高科技行业和基础设施（如港口、铁路）。前者常涉及防务领域，因为高科技在军用和民用方面并无清晰界线。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军事行动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正大力推进实施“军民融合”计划。中资企业积极收购欧关键技术，一方面是争夺未来的行业标准和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则着眼于军事用途。据统计，在欧投资的中企有30家具有军工背景，如中航工业等，投资额占到全部“政府引导基金”的近10%。同时，中国国企纷纷参与欧洲重要港口的竞标，包括欧洲最大的鹿特丹港和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等。一旦成功获得对这些港口的控制权，将对欧洲战略安全构成威胁：一是欧洲的物流运输在关键节点上将被垄断；二是或将为中国海军的进出和补给提供便利；三是可能影响当事国的政策取向，如希腊在南海仲裁案和中国人权问题上的表态。
2012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建立“16+1合作”机制，大大增强了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影响。双方每年举行一次领导人会议，议题主要为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之后又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对接，中东欧成为中方投资和建设的热土。
中国意在“重塑全球经济版图”，对欧洲内部的经济一体化并不关心。中国从一开始就将欧盟候选成员国纳入其中，2016年更是将非欧盟国家白俄罗斯拉进合作框架。此外，还与北欧国家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并与地中海国家启动次区域会谈。有声音质疑中国企图将欧洲“分而治之”。“如果说中国与中东欧‘16+1合作’尚不至于对欧盟构成威胁，那么再加上与北欧‘5+1合作’、与地中海‘7+1合作’，则欧盟无疑将面临严峻挑战。”
外交。今日的中国已不再去刻意迎合国际社会的准则，而是开始构建和推行自己的价值体系。中国的外交政策更加注重实用：向外方展示这些年发展的伟大成就，强调通过合作实现共赢，然后动用经济杠杆强化双方关系；不再热衷于空喊口号，也很少花大把精力去公开驳斥对其的一些不满和指责。但当国家核心利益（如台湾、西藏、南海、人权等问题）受到威胁时，中国就会迅速采取强硬手段来施加压力，包括贸易报复、外交危机等，这一招对欧盟成员国很奏效。
教育。欧洲有多达160所孔子学院，由中国国家汉办负责管理。它们分布在欧洲各国的大学内，由中方提供教材，培育出一大批深受中国理念影响、操着一口流利汉语的外国人，并间接影响高校的学生交流项目。
传媒。中国媒体开始与欧洲的纸质媒体绑定发行。如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全世界发行旗下的《中国观察报》，在欧洲的合作方包括《每日电讯报》《费加罗报》《德国商报》等。同时，新华社在欧洲成为新闻来源的主要提供方之一。相反，《世界报》《德国之声》等却被中国挡在门外。
网络。欧中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各持己见。欧盟坚持隐私保护，而中国更强调国家管制。这也是欧中未能在预防网络犯罪领域达成切实合作的主要原因。此外，中国对欧盟可能存在网络攻击。如2016年著名的意大利外交部网站遭袭事件，被认为是中国黑客所为；在芬兰和丹麦，工业知识产权受到来自中国网络的威胁。
与中国深度介入欧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在中国很大程度上被拒之门外，中国以仍为发展中国家为由，规定在11个行业禁止外商投资，同时其他行业也存在严格的限制。西方投资者在中国会遭遇多种困境，如仲裁、资金回流、知识产权保护等。自2012年以来，中国进一步要求外企转让技术和信息源代码，并将数据存储在中国境内的服务器。这些措施导致欧洲对中国投资急骤下滑至2016年的77亿欧元。
欧盟认为，欧中关系陷入僵局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对等”。欧盟的开放与中国的封闭，造成了双方在政治外交、次区域组织、投资、贷款、货物、传媒、防务等多方面的“互惠”缺失。因此，“互惠”成为欧盟诉求的关键词，即要求中国政府给予欧盟企业公平的竞争环境，放开国内市场。为此，欧盟希望早日达成《欧中全面投资协定》，以“互惠”为原则，中国向欧盟放开公共采购、服务、金融等更多领域。2017年10月，《投资协定》谈判已进入第15轮。
中国在欧盟的众多投资行为，已深度影响欧盟的利益和安全。如果既不要求互惠又完全向对方放开市场，这无疑是一种经济自杀。倘若欧盟不想重蹈贸易上的覆辙，那么投资筛查势在必行。为保障公共秩序、关键技术和未来经济的安全，欧盟委员会于2017年10月向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提交了投资筛查指导意见。目前已获欧洲议会通过，静待欧洲理事会批准。投资筛查不带歧视性，不针对中国，但事实上中国将成为主要目标——欧盟在中国的代表需展开富有耐心的外交，向中国解释这一点。
投资筛查提案涵盖了所有可能影响公共秩序和安全的投资活动，并列出有直接军事用途的关键技术和行业。一旦获批，欧盟委员会将有权对相关技术进行投资监管。同时，在涉及整个欧盟利益的重大工程项目上，以安全和公共秩序为依据，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筛选审查。
提案中有一条是强制性的：即对外商投资，各成员国必须将相关信息上报欧盟委员会，欧盟委员会回复审查和指导意见。但欧盟委员会的意见不具有最终效力，当事成员国可进入辩论程序。这也是各方妥协的产物。
投资筛查要求欧盟及成员国动用调查工具、启动信息交流以及与第三方（美国、日本等）互换意见。
然而，由于欧盟层面缺少相应的人力资源，情报来源主要依赖于外部，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难以界定，以及各成员国内部存在明显分歧等诸多原因，投资筛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至于落实和执行则难度更大。就目前而言，对外商在战略行业的投资事项，欧盟委员会与其说是“筛查”，不如说是“分析”更为确切。
欧盟版的“囚徒困境”必须终结。整个欧盟应形成统一战略，各成员国团结一致，共同保护欧盟在重要敏感问题上的利益，如国际法、军事合作、高科技转让等。
但成员国有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考虑，需要达成共识。最大的阻力来自南欧，北欧也有部分反对声音。只有成员国坚定支持，欧盟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整个欧盟的利益和安全方能得到有效保障。
在亚太，欧盟首先应阐明立场捍卫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包括南海仲裁案等。其次，加强与亚洲伙伴国合作，欧盟与这些民主国家享有共同的价值和利益。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对中国实施围堵，寻找可靠的盟友，欧盟应积极表态。如日本与法、德、意、英签署了国防采购协议，澳大利亚购买法国潜艇，德国向新加坡出售军火等。此外，欧盟还与韩国、日本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与印度深化海洋合作等。最后，面对中国在南海的扩张，欧盟应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
在欧洲周边如叙利亚等地的难民和人道主义援助问题上，欧盟应敦促中国加大援助力度，投入应当与其经济实力相符。
在防止核扩散问题上，欧中双方利益基本一致，应展开更多接触与对话。关于朝鲜问题，欧盟虽远隔万里，但可支持主办各方会谈。
在非洲，中国表现活跃，包括护航、维和、发展双边军事关系等，但非洲与欧盟国家的合作仅限于任务需要。欧盟需要更加重视非洲，并呼吁“非盟”充分发挥作用。
在两极，尤其北冰洋，中国正试图将北极航道打造成“冰上丝绸之路”，若未来中国海军出现在这片水域，将威胁欧盟“后院”。故欧盟必须密切关注北欧“5+1合作”的进展情况。
欧洲需要提醒中国，中国可能一方面高估了自己，另一方面低估了欧洲。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存在过度自信和集权化的风险，到处输出“中国模式”。同时，对欧洲正在实现自我复苏认识不够。希望中国尊重和遵守欧洲的市场价值、规则和标准，本着合作与融入的姿态来共同增进全球福祉。否则，若中国继续一意孤行，“共赢”大计最终有可能成为“零和”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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