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通过拉拢产油国、构建资本主义大市场及打压欧元等举措，巩固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秩序。由此可见，货币国际化进程是涉及到政治、军事、外交、贸易、金融乃至综合国力等多层次、多方面的博弈。中国宜通过构建石油人民币信用、扩大对外贸易与投资、进一步完善国内金融市场等方式，进一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请看太和智库热心读者苏晓对有关问题的分析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内生产总值、对外贸易、海外投资、金融系统等多领域表现亮眼；对外合作广泛开展，“一带一路”战略稳步推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与中国经济水平和贸易规模却不相称。数据显示，尽管中国对外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量份额早已超过10%，但截至2016年底，人民币占国际储备份额仅有1.1%。(1)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使之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投资及储备货币，将有利于中国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增强经济影响力及降低汇率风险等。目前全球范围内，美元是流通最为广泛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美元霸权之路虽不可复制，却可为人民币走向全球提供借鉴。
美元霸权本质上是一种地缘政治现象，其迫使全球所有关键商品以美元计价，并赋予美元国际首要储备货币地位。回顾历史，美元霸权路径是在特殊的市场条件及国际关系背景下形成的。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言：“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全球经济；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一语道出石油与货币对于国家经济的重要性。美国正是通过建立石油美元体系，为美元霸权奠定了牢固的信用基础，进而实现对全球经济秩序的掌控。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作为唯一与黄金挂钩的货币，是国际通用清算支付手段和各国主要储备货币。但随着美国国际收支情况恶化、通货膨胀加剧及黄金储备外流，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终止美元与黄金挂钩，并允许美元贬值，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为挽回局面，美国于1974年与沙特签订秘密协议，承诺为沙特王室提供安全保障，以此换取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将美元作为石油出口的唯一计价及结算货币。该协议一直延续至今，使产油国积累了大量石油美元，(2) 也确立了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及投资货币的信用基础。从结算功能来看，石油贸易是最重要的大宗商品贸易，美元在全球的结算份额得以巩固；同时，全球对石油的需求，也使各国乐于在非石油交易中用美元结算。从储备功能看，石油为美元提供了相对稳固的信用，使美元成为国际上的储备首选。数据显示，美元与黄金脱钩后仍保持强势地位，在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从1969年的54.4%升至1977年的79.2%。从投资功能来看，大量石油美元催生了旺盛的美元投资需求：对产油国而言，由于国内投资市场狭小，必须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使所持美元得以保值；对石油进口国而言，为弥补进口石油导致的国际收支逆差，也乐见石油美元回流本国资本市场。
二战后，欧洲经济百废待兴，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欧洲“输血”，借此建立了相互依存的美欧贸易市场。数据显示，通过马歇尔援助，美欧贸易额急速增长，美国对欧洲的消费品进口在1952年至1956年间实现翻倍。同时，美国跨国公司凭借技术及薪水优势逐步占领欧洲市场，持有欧洲资产总额不断上升，并扩大至工程、发电及生产设备等重要领域。以对欧洲市场的渗透为基础，美元全面介入欧洲各国的经济结算环节并成为其主要外汇来源。特别是，由于西欧国家的外汇储备在二战中消耗殆尽，加之布雷顿森林体系运作初期资金有限，美国在1948年-1952年间向西欧国家拨付的131.5亿美元援助，一度成为受援国进口商品的唯一外汇来源。
随着欧洲经济走向复苏，各国对于美元的需求大幅缩水，加之美国为应对战争经费及贸易逆差大量发行美元，部分西方国家对美元的态度逐渐由忍气吞声转向公开抵制。60年代中期，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国政府公开指责美国国际收支赤字为“不流泪的赤字”，呼吁国际货币体系回归金本位。同时，法国开始将所持美元兑成黄金运回本国，打破了将美元兑换的黄金存放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国际惯例，由此掀起了美元挤兑潮。然而，美国政府随即做出应对，采取征收边境税、实施出口退税等措施，不断抬升欧洲国家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门槛。(4) 由于美国市场是欧洲出口的最主要市场，法国、原法属殖民地及欧洲其他国家面临巨大压力，民众抵触情绪上升，间接导致了1968年的巴黎学生骚乱和戴高乐下台。(5) 1969年3月，法兰西银行发布不再支持黄金价格上涨的声明，这也意味着法国对国际货币制度发起的挑战以失败告终。
长期以来，美国通过超发美元，以极低的成本获取所需商品，再凭借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吸收美元回流以弥补财政赤字，形成了消费膨胀、贸易逆差和资本回流并存的局面。其中，资本回流是美元循环体系的关键环节，支撑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然而，随着1999年1月欧元诞生，美元霸权及现有资本流动体系面临威胁。欧元的坚挺削弱了国际市场对美元需求，(6) 打压欧元、推动美元沿原有路径流动成了当务之急。
在欧元诞生仅2个月后，美国联合英国在欧洲腹地发动了科索沃战争，导致欧洲4000多亿美元热钱抽逃，其中2000多亿流回美国。尽管此举的政治和军事意图明显，但许多学者认为，巩固美元霸权也是美方考量之一。(7) 除用战争“打坏”他国投资环境以外，利用评级机构唱空他国经济是美国操纵美元流动的另一惯用手段。总部设于纽约的穆迪、标普、惠誉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通过调高或降低信用评级引导着国际资本流向，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在希腊加入欧盟前夕，该国预算赤字占GDP的比例高达5.2%，并不符合欧盟设定的相关标准。(8) 但美国高盛集团为希腊做了一个外汇掉期，(9) 借此向其低息贷出10亿欧元，使该国预算赤字在账面上仅为GDP的1.5%，由此“蒙混过关”成为欧盟第12个成员国。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国际收支情况迅速恶化，急需大量美元回流以挽救国内经济。2009年底，惠誉、标普、穆迪集体调降希腊信贷评级，引爆欧元区债务危机，这在客观上有效引导了国际资本从欧洲流向美国。据统计，2010年美国国际资本净流入迅速回升，国内经济增长率也由负转正，实现了2.51%的增速。
美元国际化进程绝非单纯的经济问题，也非一纸协议即可促成，而是涉及到政治、军事、外交、贸易、金融乃至综合国力等多层次、多方面的博弈。有鉴于此，笔者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以下几点思考。
从美元霸权路径可以看出，美国在70年代与主要产油国进行利益捆绑，推动美元与石油这一重要大宗商品挂钩，进一步巩固了美元国际化的信用基础。有赖于此，美元的全球结算份额得以巩固，进而推动美元在计价、支付、投资及储备等方面功能不断完善。
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我们需以某种大宗商品为“锚”，形成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地位。当前，调整与资源出口国特别是各主要产油国的利益关系，推动人民币成为石油贸易的计价及结算货币，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国际地缘政治发生微妙变化，为构建石油人民币体系创造了有利契机，以下几个新形势值得关注：一是伊朗、委内瑞拉等产油国弃用美元，人民币成为国际石油结算新选择。石油美元体系下，美国能够依靠美元国际清算系统对能源国发起制裁。有鉴于此，伊朗、委内瑞拉等深受美国制裁困扰的产油国皆已宣布弃用美元，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也正尝试绕过石油美元体系，在双边石油贸易中采用欧元、人民币等非美元货币，沙特、巴西、苏丹等国亦展露观望姿态。在各产油国有意降低对美元依赖的情况下，中国宜紧抓机遇、顺势而为，借机扩大人民币在石油贸易结算中的份额。二是美俄关系进一步恶化，俄罗斯与中国合作意愿增强。随着近年油价持续低迷及美对俄实施孤立和封锁政策，俄试图打破美元垄断地位的愿望日益强烈。特别是今年以来，“通俄门”事件导致美俄关系雪上加霜，俄副外长里亚布里科夫、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古里耶夫先后表示，俄将加大力度减少对美元支付系统的依赖，包括尝试停止使用美元。同时，俄向中国靠拢以寻求制衡美国的意愿不断增强，除已接受人民币作为石油结算货币外，还积极借“一带一盟”(10)、金砖合作机制等平台深化与中国金融合作。在俄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及其与美关系持续恶化的情况下，中国可借机扩大人民币在俄及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争取初步实现石油人民币在区域内的循环。三是沙特寻求经济转型与多元外交，中沙战略契合点不断增多。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石油需求疲软。同时，美国能源工业技术水平持续提升，由中东的能源购买方变为竞争者。在此背景下，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致力降低对石油的依赖，其提出的“沙特2030愿景”与“一带一路”战略存在诸多契合之处。同时，沙特积极开展多元外交，有意在经济上加深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新兴经济体合作，以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塑造过程中争取更大利益。在该形势下，中国宜积极与沙特进行战略对接及产能合作，特别是争取该国在石油贸易结算中使用人民币，将牢固的石油美元体系撬开缝隙。
美元国际化的不断深入和巩固，有赖于美国在战后构建的资本主义大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美元强大市场权力。在这一过程中，贸易和投资两大手段功不可没。通过深入的贸易关系，欧洲国家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日益增加；通过大规模投资，美国公司在欧洲影响力不断上升，美元也得以在欧洲乃至全球被广泛使用。
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正处于区域化发展的关键阶段，“一带一路”战略可成为其重要推动力。从地域看，“一带一路”东连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能够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为人民币在周边和地区的使用奠定基础。从内容看，该战略以贸易圈和投资圈为重点，有助于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广泛开展跨境贸易、工程承包、对外投资和国际信贷等，为人民币结算、计价、投资、储备等职能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鉴此，当前宜以“一带一路”为依托，采取以下策略：一是继续深化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提升人民币贸易结算份额。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大力推进区域自贸区建设和升级，提高沿线国家贸易自由化和便利水平，从而降低贸易合作的成本；另一方面，扩大人民币在沿线贸易中的计价和结算比例，特别是推动能源、矿产等大宗产品交易使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二是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实现人民币在区域内的流通和使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用货币大多不是国际货币，这为人民币在该区域的使用提供了天然条件。一方面，可借“一带一路”平台实施政府援助、政策性贷款、商业贷款、直接投资及发行基础设施债券等，解决沿线国家资金瓶颈问题，推动人民币在区域内推广和使用。另一方面，鼓励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将人民币资金用于资产配置、生产、销售、定价，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向更高阶段发展。特别是，将人民币投资绑定出口，以投资带动本币结算的聚焦效应，频繁促进各东道国货币与人民币之间的结算与兑换。(11)
对于旨在实现国际化的货币而言，不仅要能够“走出去”，还需要做到“留得住”“回得来”，否则，国际收支情况将恶化，国内经济发展也难以为继。在美元循环体系中，成熟、庞大且高度开放的美国金融市场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各类金融工具，投资者得以将美元转化为美国国债、股票、银行存款等各类资产，从而达到资产配置及避险目的。有了如此庞大的“吸金”工具，再辅之以加息政策或外部危机等，资金便能源源不断回归本土。以美元与欧元的博弈为例，若没有庞大的金融市场作为支撑，美元资金根本无法迅速回笼。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入推进，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的人民币资产稳步增加，相应的资产配置和避险需求也不断提高。在此背景下，只有建立一个规模可观、产品种类丰富、流动性充裕、相对稳健的国内金融市场以及人民币离岸市场，才能满足国际投资和融资需求，进而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但目前，尽管我国已经逐渐建立了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交易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但这些离岸市场的交易效率仍低，交易的时间成本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动机。更重要的是，中国境内金融市场发育滞后于发达国家，资产规模、交易规模、金融品种、创新能力等仍具有较大提升空间。同时，国内金融市场仍受一定管制，这使得外资机构并不热衷于将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由此可见，拓展国内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及开放度十分必要。具体而言，应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稳步提高资本市场开放度，为境内外投资者提供更丰富的投资工具和交易渠道；重视海外资金池建设，完善人民币离岸定价机制；增加人民币金融产品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大力发展国内期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为各参与机构利用套期保值、掉期合约等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奠定市场基础；特别是，由于债券是金融市场的基础性定价工具，也是境外投资者持有比例最高的资产，应尽快建立面向全球发行和交易的人民币债券市场，进一步完善“债券通”机制，建立人民币国债市场做市商制度，增加短期限国债发行量，并设立统一的债券市场监管框架，逐渐解决国内企业和机构到国际市场发行和交易人民币债券的政策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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