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历来就喜欢喊口号，口号不问来路，一旦听得顺耳且朗朗上口，便喊起来没完，这既反映了国民性格中好大喜功的一面。也反映了崛起中的不结盟大国急于寻求国际认可、塑造正面形象的需求。至于外部势力附和“中国责任”口号后面的用心与动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时间过脑子。
追根溯源，中国所谓的"责任"问题，源自于2005年9月21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纽约举行盛大年度晚宴，为柳传志等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士颁奖，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制订者之一罗伯特-佐利克所作的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半小时演讲。美国国务院对佐利克的这一“演讲”相当重视，在演讲之前就向新闻界公布了他的讲稿。美国舆论界认为，佐利克的讲话是布什政府高层官员迄今对中美关系最为全面的阐述，并将成为布什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对华政策的“纲要”。
在演讲中，佐利克呼吁中国应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以他为代表的美国政坛鹰派和中间派显然潜意识中认为以前的中国是个"不负责任"的国家，所以盛气凌人地教导中国应该以美国模式来塑造自己，使中国在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乃至政治体制上向美国看齐，实现彻底的政治转型。然后佐利克堂而皇之地允许中国与美国合作来共同维护“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在中国遵守"美国规则"的前提下，可以给中国一定的"地区大国"的地位，可以在国际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佐利克的这篇演讲与他2012年2月28日以世界银行行长身份在我国北京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的演讲如出一辙，核心是敦促中国加快西化、私化的步伐，从而沦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附庸。佐利克的这两次讲演，是对中国现行大政方针的严重挑衅，在某种意义上讲，何尝不是对我国的一种政治上的宣战。令人失望的是，我国主流媒体在如此明目张胆地挑衅和宣战面前却显得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甚至误读误判。《中国青年报》2005年9月30日发表题为：《佐利克演讲——中美关系的利好信号》的文章。《世界新闻报》2005年9月27日刊发记者刘丹的报道，题目是《称应加强合作，正面对待中国崛起——赖斯副手为中国说好话》。
而国外许多媒体的评论则正好与此相反。从美联社、路透社的最新报导，以及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信息中我们了解到，佐利克演讲的重点是敦促中国彻底改变政治制度，向民主政治转变。法新社则在评论中写道：“布什政府敦促中国政府向民主政治转变，称‘封闭的共产主义政治不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永久的特征，它甚至无法支撑下去。’佐利克接着强调，中国‘需要一个政治制度转变，使其政府对人民负起责任和义务。’在谈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时，佐利克说，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已无法妥善处理来自国内的各种挑战。他敦促中国改革政治体制，因为那些相信通过经济增长和提高民族主义来加强统治的中共领导人，正在经历一个‘有风险和犯错误’的过程。”“有分析指出，佐利克的这个敦促中国转变政治制度的讲话，可能是布什政府对中共‘一党暴政’最直率的表达。”“佐利克演讲的另一个重点就是谈论美中的经济关系，并警告北京，若不消除同美国的贸易赤字，就会面临美国国会的严厉制裁，因为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增长。佐利克还警告说，除非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赤字减少，否则华盛顿就有可能采取严厉的制裁行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国际政策太平洋顾问会会员、著名亚太问题专家汤姆·普雷特也撰文评述佐利克的讲话，他认为，“佐利克的对华政策讲话似乎显示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这是中国方面所无法接受的”。普雷特还说，“美国在向中国提建议的时候，不仅要在内容上、而且要在语调上更多地斟酌。”
无论中外媒体对佐利克演讲的评论反差如何巨大，此后，"中国责任"论被炒作得甚嚣尘上，"负责任大国"的概念在中国政界、学界也迅速受到追捧和渲染。西方对中国提出这样的要求并不奇怪，倘若中国自甘被西方世界塑造成这样的责任大国与权益小国，久而久之，国家心态将被捏合成一只被道德绑架的井底之蛙。
那到底什么是所谓的“大国责任”？就是美国以世界主宰者的身份给发展中国家设定的"规矩"，你可以发展，但得按我的规矩来，不能破坏我们制定的国际秩序，在这个国际政治体系中，美国是当然的领导，谁要是挑战这个国际旧秩序，谁就是不负责任！就中国而言，美国始终对中国近年来的“崛起”心存疑虑，担心中国的发展可能最终挑战美国的霸权，渴望在全球按实力分割势力范围，这就侵犯了英美的根本利益，动摇美国追求的单极世界的霸主地位！美国就会“不高兴”了，就会认为中国"不负责任"了。
但是，纵观二十世纪至今的历史，大国们对这个世界负过责任吗？没有！无论是世界大战期间，还是冷战铁幕的两极时代，大国都不必负什么责任，当然承担对自己有利的“责任”时除外。在国家需不需要负责任的问题上，大国反倒更具有更大的随意性、可选择性与自由度，经常需要以违背自己意志的方式承担责任的恰恰是那些弱小的国家。由此看来做一个负责任大国是一个伪命题，可这个伪命题居然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的中国堂而皇之地提了出来。要中国做负责任大国，实际上就是为中国量身定做一套标准，就是要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继续承担做小国或弱国时所必须承担的义务与责任，而不得拥有大国所理当拥有的权益与便利。
毫无疑问，美国的所谓"中国责任"论其实是它传统的"和平演变"政策、"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观点的继续，坚信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治模式"不合法"，国家不正常，必须"改变"，才可以作为“正常的国家”被美国接受，才有资格承担所谓的"责任"。美国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是对美国既有地位的威胁，看到中国的发展不可遏止，进而希望中国被"驯化"，适应美国的国际规则，作美国霸权下的"顺民"，这是在引诱中国走演变之路，这种演变完全是从国家利益角度而不是从意识形态角度看的，俄罗斯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但美国依然防范它，对中国也一样！对此，我们还不需要提高警惕吗？美国最担忧的是中国的强大动摇自己的霸权，其"中国责任论"可以看作是试图遏止中国过分强大的一种策略，部分中国人却指望它对中国的强大有莫大帮助，难道不是对它最大的误读？我们有必要为美国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感激涕零吗？
当今世界格局正不可逆地走向各方面平衡的多极化平衡状态，美国一家独大的格局显然将随着中国和其他区域利益共同体逐渐强大而走向衰落。中国有众多的人口，勤劳的人民、相对广阔的国土，以及较好的工农业基础，这就是中国发展的根基所在，也是打破美国世界霸权的底气。美国对此很清楚，这也是美国事实上把中国列为主要对手的原因之一，未来中国具备单挑美国的潜力，也有很多人都希望中国要把世界大国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他们坚信这也是符合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按此逻辑，打破美国的霸权就是中国舍我其谁的国际责任。也有学者评论，如果中国首当其冲进行争夺霸权的行动，中国因此很可能付出代价，但中国既然把大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未来世界的必然选择，那中国就无法回避打破美国世界霸权的责任！中国没有选择，除非放弃自己的目标。
中国是可以通过与奥巴马政府达成默契来缓和中美对抗的势头，看起来近年外交部门和其他部门都在做类似这样的尝试。学者们从横切面来分析，这一合作大势并不等于不能以明暗两手的强硬手段来实现。比如斯诺登事件，中日对抗，对缅甸的教育以及在巴基斯坦的大力介入，以及对俄罗斯对叙利亚立场的公开支持。对于历史上软弱惯了的中国，今天的特别应该学会用全人类公认的丛林法则说话。因为这个星球上根本就没有人会有耐心倾听你宣讲道德和自我约束。中国要公开而毫无顾忌地站出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扮演一个和稀泥的好人形象。
鉴于以上分析，我们应该认识到，"负责任的大国"观点一经美国推出，就得到很多中国学者和政界人士纷纷附和，这不一定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显然中国对于“负责任”应该有着和美国政客更多层次的解读。中国是有责任，中国的责任还不只有一点点，有很多。按理说，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的责任就是打破美国的世界霸权，建立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这也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这才是中国的责任！也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至于从此以后，中国还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那要由中国的利益来说了算。然而，中国到底要为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笔者认为，中国只能为自己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显然没有能力与义务为美国和西方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至于别人想什么和说什么，那都不重要，因为中国是在秉持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利益走自己的路，走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都想走的路。中国当然要负责任，那就是对中国人民的福祉负责。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如果不负责任的话，吃亏的只能是中国老百姓。但是负责，不是实现美国给我定的规矩，而是实现中国的国家与民族利益，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同时也和其他友好国家共谋发展，这才是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大国模式。
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祉，为周边金瓯永固、长治久安，也为了世界人民的和平，我们必须坚定方向绝不动摇！这才是中国真正的"责任"！
附：佐利克演讲稿全文
中国往何处去？
──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
2005年9月
今年早些时候，我有幸结识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先生。他几十年来始终担任中国领导人的顾问。我们在北京和华盛顿两地就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美中关系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很高兴能认识这么一位有识之士。他任职中央党校，在中国经历巨变的时刻影响了很多官员的观念。
这个月，郑先生在胡锦涛主席来美访问前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头版文章，题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今晚，我想谈谈我的想法，使大家对美中对话的现状有些了解。
大约27年前，中国领导人认真分析了国家的状况，对当时的情况感到不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国家十分贫穷，同时也有意与世界经济隔离，几乎对所有的国际机制持反对态度。据郑先生说，中国领导人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改弦易辙，决定"接受全球化，不再置身事外"。
美国两党的七位总统注意到已出现的战略转移，努力促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成为其中的正式成员。自1978年以来，美国还鼓励中国通过市场改革实现经济发展。
我们的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巨龙出水，融入世界。今天，从联合国到世界贸易组织，从关于臭氧层损耗的协议到核武器条约，中国都是一名参与者。
中国经历了经济的飞速增长。无论在商品市场、服装市场、电脑市场还是资本市场，人们每天都感受到中国的存在。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在成长，中国将影响未来的世界。对美国和全世界来说，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将如何运用自己的影响力？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在政策方面需要看得更远一些，不仅仅考虑为中国加入国际体系打开大门的问题：我们需要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
国际体系帮助中国获得成功，中国也有责任加强这个体系。如此，中国就有可能实现郑先生阐明的目标："走新兴大国从未走过的道路"。
国务卿赖斯说过，美国欢迎一个自信、和平和繁荣的中国，了解本身的增长和发展取决于与世界各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我们确实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希望中国不仅能适应过去一个世纪来逐步形成的国际规则，而且与我们和其他国家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今后与我们共同发展国际体系，看来更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如果美国应该要求与中国发展合作关系的理由还不够明确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另一种选择。请想象一下我们在今后年代面临的各种全球性挑战──利用伊斯兰教的恐怖主义和极端分子、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贫困、疾病──然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美国与中国进行合作或相互不和，哪一种情况能使这些问题更容易得到解决，或更不容易得到解决？
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政策是隔离苏联，其内部矛盾导致了内耗。近30年来，我们的政策是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出来。其结果是，今天的中国绝非1940年代后期的苏联可比：
——中国不寻求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
——中国虽未实行民主，但也不认为自己正与全球民主制度进行最后搏斗。
——中国虽然有时采行重商主义，但并不认为自己正与资本主义进行殊死斗争。
——最重要的是，中国不认为自己的前途取决于废除现行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事实上情况正相反：中国领导人认定，他们的成功依赖于与当代世界联网。
如果说与冷战时期相比不太合适，远在19世纪欧洲出现的均势政治也不适用。21世纪的全球经济联系十分紧密。我们如此密切相关，已经无法与中国保持距离并希望以此为代价维护亚洲的其他大国。其他国家也不可能与中国保持距离，不能再根据陈旧的宫廷外交模式建交和断交。美国寻求与所有对和平与安全不构成威胁的国家发展建设性关系。
因此，如果过去的模式不再适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21世纪初的中国呢？
双方的观念仍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高级官员面临的头等大事是使仍然面临内部巨大挑战的中国得到发展和实现现代化。中国领导人一方面为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也认为国家存在种种薄弱环节，农村地区生活贫穷，同时面临政治社会变革的挑战。近9亿人口居住在贫穷的农村地区，占中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其中大部份是勉强度日的农民，有2亿中国人靠每天不到一美元的收入生活。在中国，经济增长被认为是必须解决的国内问题，不是对美国提出挑战。
因此，中国显然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努力解决国内问题。当然，中国人希望受到尊重，自己的观点和利益能得到理解。但中国不想与美国发生冲突。
然而，很多美国人担心中国这条龙变成火龙。人们对中国存在强烈的担忧。
上世纪90年代，美国企业界视中国为充满机会的宝地，如今对中国的评价众说纷纭。小公司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猖狂的盗版和假冒活动、操纵货币等。即使是过去大力支持经济交往的较大的美国企业，如今也担心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对受控的市场指手划脚，而不是开放市场竞争。美国工人则不知道是否有能力与之竞争。
中国需要认识到，别的国家会如何看待中国采取的行动。中国与那些有问题的国家发生牵连，轻者说明不了解会产生什么后果，重者可能引起更严重的问题。中国的行动，连同缺乏透明度的问题可造成风险。难以预料中国将如何运用其力量，将导致美国及其他国家做好两手准备处理对华关系。很多国家都希望中国走"和平崛起"之路，但谁也不会以自己的未来作赌注。
例如，中国军事现代化快速发展，实力得到增强，使人们对扩充军备的目的产生质疑，并提出中国缺乏透明度的问题。美国国防部最近就中国的军事态势发布报告，不具有对立的性质，尽管中国的反应有这样的情绪。美国发布的报告记录了事实，其中包括我们对中国军事了解的情况，还分析了几种可能出现的其他情况。中国若想缓和这些忧虑，就应公开介绍本国的国防经费、意图、原则和军事演习的情况。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也决定了人们对中国的看法。中国加入开放的、有规可循的国际经济体系，从中获益匪浅，而美国市场对中国的发展战略尤为重要。很多人从美中贸易中获益，其中包括千百万美国农民和工人，他们制造的产品、零部件和资本商品正在中国大受欢迎。
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当然包括欧盟各国和日本在内──愿意接受高达1,62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逆差。这是造成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高达6,650亿美元的一个因素。中国以及向中国提供货源的国家，不可认为他们能够理所当然地进入美国市场。来自保护主义者的压力越来越大。
中国已经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开放，但重商主义的迹象日渐明显，某些政策试图指导市场而不是开放市场。中国若不加强合作并作为利益相关的参与方在国际经济问题上分担责任，美国就将无法维持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也无法保证美国国内对这个体系的支持。
例如，一个负责任的全球事务主要参与者不应当容忍盗取知识产权及假冒伪造活动肆虐，两者都给美国的知识经济造成了致命打击。我们欢迎中国有关打击肆无忌惮从事这类活动的犯罪分子的承诺，其中包括胡主席上周在纽约刚刚发表的声明，但效果还不明显。对于美国拥有强大竞争力的市场，如服务业、农业和某些制造业，中国必须全面履行承诺。此外，尽管中国的汇率政策过去有助于保持稳定，但现在已时过境迁。中国今年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可能达到近1,500亿美元，居世界前列。这表明中国最近进行的政策调整只是初步的行动。为通过市场调节不平衡状况，还有很多工作有待完成。和美国一样，达成开放市场并扩大全球增长的WTO多哈协议也符合中国的重大利益。
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了对能源的迫切需求。中国为此采取行动，似乎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一举锁定"世界各地的能源供给。这不是实现能源安全的明智方式。此外，采取重商主义的策略可导致中国与某些政权结成夥伴关系，使中国的名誉受损，同时也会促使其他人对中国的意图产生质疑。相形之下，采取依靠市场的策略有助于缓和动荡和不稳定的状态，减少囤积居奇的现象。中国应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能源多样化，包括利用洁净煤技术、核能、可再生能源、氢能和生化燃料。我们新建立的"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夥伴关系"(Asia PacificPartnership on Clean Development and Climate)，以及美国能源部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进行的双边对话，为这方面的合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机制。我们还应当促进在世界各地更多的地区开发油气生产。我们可努力保护和节省能源，其中包括为中国制造的用具制定标准。通过国际能源机构，我们能够加强战略储备的建立和管理。我们还在保障各生产国运输路线通畅和安全方面拥有共同利益。
所有的国家都为促进国家利益进行外交。作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其目标更远大：他们认识到国际体系维系着他们的和平繁荣，因此努力维护这个体系。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面临着很多机会，能够成为负责任的一员。
北韩问题是一个最重大的机会。自2003年六方会谈开始以来，中国作为会谈的东道国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我们于本周就原则问题达成《共同声明》，一致同意" 以可核查的方式和平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但艰巨的执行工作还有待完成，中国应和我们共同要求协议得到有效、全面的执行。此外，北韩问题不仅仅是危险武器扩散的问题。北韩若不进行广泛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必将危及自身及其他国家。现在必须超越半个世纪前签署的朝鲜半岛停火协议，建立以地区安全与发展为基础的真正的和平。一个没有核武器的朝鲜半岛将为实现这一前景打开大门。30多年前，美国结束了在越南的战争。今天，越南希望得到美国的帮助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改善越南人民的生活。相比之下，停火协议沧桑50年，北韩却远远地落在后面。
与我们共同制止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运载这些武器的导弹，也符合北京的重大利益。危险武器的扩散将破坏中国发展所需的良好安全环境和健全的国际经济状况。
中国对伊朗核项目问题采取的行动将反映中国对不扩散问题做出承诺的严肃程度。我们欢迎中国通过新实行的敏感技术出口管制措施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看到违规者受到严厉的法律惩处。
中国和美国可进一步共同努力，为全球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公民曾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发生的恐怖袭击中遇难。中国能为摧毁全球恐怖主义的供给渠道提供帮助。我们在联合国的合作以及共同查封恐怖分子在中国银行系统内的帐户，已成为一个良好开端，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合作。
中国已承诺向阿富汗和伊拉克分别提供1.5亿美元和2,500万美元援助。我们欢迎上述承诺，并期待得到全面执行。通过继续做出承诺，中国将与这两个国家建立更牢固的关系。其他一些国家正通过大量减免债务支持新组建的伊拉克政府，伊拉克拖欠中国国有企业的70亿美元债务成为关注的焦点。我在喀土穆晨跑时，曾见到中国人练太极拳。我猜想这些人在苏丹从事石油工作。但中国不应当只从苏丹获取石油，还应该为解决苏丹的人道危机承担一些责任。中国可以与美国、联合国等方面共同支持非洲联盟的维和行动，为达尔富尔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还可以促进苏丹冲突的解决。
在亚洲，中国已逐步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尊重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承认多边外交在亚洲的有益作用。然而，如果中国为寻求具有支配性的强权地位进行活动，将引发日益增长的关注。为此，我们必须与东盟、日本、澳大利亚等方面合作，通过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经合组织论坛保障该地区的安全与繁荣。
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何去何从也将发出重要的信号。我们已明确表示，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依然基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中国和平解决与台湾的分歧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日本和中国需要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进行有效的合作。鉴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我理解与日本存在的历史问题具有敏感性。但是，正如我向中国有关方面所表示的，我注意到中国讲述的历史也有相当大的偏差。我在1931年"满洲里事件"遗址参观"9.18"纪念馆时发现，历史年表从1941年跳至1945年8月苏联对日作战，省略了美国从1941年至1945年参与太平洋战场的历史！或许，我们不妨由史学家进行三方对话，从而开始消除一些误解。
毫无疑问，其中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也展示了众多合作机会。有人说，美国坚持民主将排斥与中国长期合作。我想谈谈为什么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自由是美国的核心观念……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坚持布什总统所说的人类尊严不可剥夺的需要。25年前我曾在香港生活，从那时以来，我看见亚洲人民也要求获得更多的民主，也建立了更多的民主政体。胡主席和温总理的确也谈到中国加强法治和发展民主机制的重要性。
我们并不想通过促进自由削弱中国。相反，布什总统强调，"9.11"的悲剧告诫人们，缺乏自由、不健全的社会可滋生致命的痼疾。布什总统在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就职演讲中指出，民主机制必须反映多样性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布什总统说："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其他人发出自己的声音，为自己争取自由，走自己的路。"生为中国人并不意味着与民主相抵触──不妨看看活跃的台湾政坛。日本和韩国已成功地将儒家传统与现代民主原则融为一体。
政治封闭不能永远成为中国社会的特色。这种状态完全不可能一成不变──随着经济继续增长，生活得到改善的中国人希望对自己的未来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增强：
──中国有统一的工会组织，但出现一波波工潮。
──昔日通过农民运动掌握政权的政党如今面临着来自农村的激烈抗争，反腐败的要求尤其强烈。
──政府拥有大规模警察力量，但无法控制犯罪的蔓延。
中国有人认为，强调经济增长和增强民族主义可维持共产党的一党统治。这是危险的，也是错误的。
中国需要和平的政治过渡，使政府向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的问责。村级和基层选举是一个开端。这些选举还可能扩大，下一步或许可扩大到县和省一级。中国需要改革司法体系。中国应该公开政务，促使公民社会参与，不再骚扰针砭时弊的新闻记者。中国还应该扩大宗教自由，使纸面上的权利保障成为现实。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中国和美国，郑先生提出的"和平崛起"观点将引起热烈的辩论。全世界将期待看到实际行动。
今晚，我提出美国应采取对应策略，调整我们30年来促进融合的政策，以支持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我们现在必须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作为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中国不仅仅是一名成员，而且应该与我们共同努力维护这个使之获得成功的国际体系。
作为参与者的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歧──我们必须处理存在的分歧。然而，处理分歧可在更大的框架下完成，即各方都承认，有关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可使各方共同受益，维护这个体系符合各方的利益。
为了使美中关系实现这个转变，本届美国政府以及未来美国政府必须为得到国内支持打下基础。这尤其是我今晚出席会议的原因。诸位听到对中国进行描述的声音完全从恐惧的心理出发。然而，如果我们视未来为面临的机遇，不对未来会出现什么结局忧心忡忡，美国就能成功。现在，为了取得成功，我们需要各位向中国人民和我国同胞发出强烈呼吁。
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访问北京时，双方共同反对的问题决定了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如今，我们有机会使双方都赞成的问题决定我们的关系。
我们与中国有着许多共同利益。但是，仅靠利益巧合建立的关系根基不深。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上的关系才能根深叶茂，常青不衰。即使在我们为建立明日的民主中国而努力之际，我们也能与今日崛起的中国合作。
（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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